遵义会议是在党面临空前困难的背景下召开的。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不仅丢了中央根据地，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前途在哪里，出路在何方？党中央迫切需要给出明确的答案。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获得了长征以来难得的喘息之机，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和红军各军团首长的强烈意愿，于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并讨论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一部分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首长。

　　对会议的两个主题，党内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分歧。会议一开始，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作主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白区地下党和各个革命根据地配合不够，瓦解敌军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的不够，等等，总之不肯承认主要是因为他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随后，周恩来做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他既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也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他同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两个报告之后，是自由讨论发言。洛甫（张闻天）率先表示了不同意博古报告的意见，他事先同毛泽东、王稼祥进行了多次讨论，撰写了详细的发言提纲，着重分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的错误，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张闻天发言之后，暂时休会。再次开始后，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毛泽东被解除了红军的领导权后，在党内长期没有发言权。在这次发言中，他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进行了系统批判，指出这个路线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等等。毛泽东的发言论据充分，观点鲜明，不仅得到了政治局多数成员的赞同，更在参会的红军将领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相继发言，表达对毛泽东意见的认同。

　　会上，也有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就在会上批评毛泽东：你就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毛泽东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

　　所有与会者都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严肃的批评，但没有以势压人；有观点的交锋，但没有人身攻击；有最后的决议，但允许保留意见。会后不久陈云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作了简要概括：“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Ａ同志（指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遵义会议最后做出了如下决定：一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一次在高度民主基础上达成高度集中的真正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会议，经过明辨是非后思想认识上达成团结统一，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既纠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同志。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