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四军领导层意见难以统一的情况下，陈毅从上海带回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关键时刻，共产党人的党性和纪律显示了巨大威力

　　我们今天回顾古田会议，难免会产生一个问题：就在几个月前，1929年的6月和9月，分别召开了红四军的七大和八大，七大几乎是不欢而散，八大也是议而无果，才过了3个月，怎么就能够脱胎换骨般地成功召开了堪称“团结”和“胜利”典范的古田会议呢？

　　打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就是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而要说明“九月来信”的作用，还要从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说起。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向赣南、闽西出击，大柏地一战，打开了赣南局面，长岭寨一战，站稳了闽西根脚。红军利用有利时机、有利地形和良好群众基础，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这也是中央苏区的雏形。

　　在这大好形势下，党和红军也面临着很多隐患，最突出的，是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一些官兵身上出现了大吃大喝、赌博嫖娼、携款逃跑等极端错误的现象，甚至出现了花完津贴后私自去“打土豪”的严重违纪事件。

　　最早、最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严重性的是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召开前，他就明确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极端民主化、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重要主张。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正确主张在红四军七大上没有得到采纳，由于党内、军内认识上的分歧，在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落选，只选上了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9月召开的红四军八大，因毛泽东未参会，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由代理前委书记朱德主持大会，继续就一些原则问题进行讨论，由于分歧太大，代表们讨论了三天，没有达成一致。

　　正是在这样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陈毅从上海回到闽西，带来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即《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央明确要求，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红四军应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中央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在党对军队的领导上，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决不能动摇。”在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上，指出“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落，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可以说，中央对红四军几个月来争论的焦点问题都作了非常清晰、明确的结论。

　　当时，红四军远离中央，掌握着武装、根据地和群众，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行动空间。红四军两次党代会上毛泽东的主张都没有得到多数代表同意，对中央的这个指示，如果负责人不予执行，或打个折扣，远在上海的中央实际上也是鞭长莫及。如果是这样，那红四军内部的矛盾不仅不会解决，反而有可能扩大。

　　但是，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铁的纪律在这样的关键考验面前显示了巨大威力。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曾经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反映了红四军领导人对中央指示的态度：“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陈毅也作了自我批评。领导层的意见统一后，毛泽东、陈毅又主持召开了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和危害，从而把思想高度统一到中央的指示上来，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进行了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镇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决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指挥枪的一系列重大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教育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