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期望人们在自律中形成良好的道德。从春秋儒学到宋明理学，都非常重视修身自律。一部《论语》，不过万言，多处谈到自律，孔子“九思”，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对自己近乎苛求，从而成为至圣、宗圣。

　　自律的模范有很多。方志敏是江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身居高位，掌有大权，却一直过着清贫朴素的生活，他认为“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这样的信仰支撑下，他不为外物所累，不为淫威所迫，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和《清贫》，一再表明自己“爱国、创造、清贫、奉献”的价值追求。

　　在恶劣的环境中，一位高级干部若是借用些许权力提高生活质量，有谁会反对？但方志敏没有，这固然有纪律的约束，更是自律甚严的反映。

　　相较于革命时代，现在的工作环境优越了，生活待遇提高了，制度约束更严，外部监督更密，却屡屡有违法乱纪者，不禁令人深思。

　　翻看近年来被查处的官员案例，学历高，能力强，甚至还有法学博士，何以在仕途上人仰马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放松了学习、放松了世界观改造，以至于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其实就是自律不严，对自己缺乏基本的约束。这些人以为自己是官老爷，“刑不上大夫”，就为所欲为。殊不知，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法律没有盲区，没有特权，更没有特殊对象。

　　从严治党，从组织层面上讲，就是要加强教育，加强管理，加强监督，严肃党内生活，严明党的纪律，但这些都属他律的范畴，能不能发挥作用，根本上还取决于个人的自觉和主动，离开了这一点，制度再多，法律再严，个体还是会出问题。如果每个党员干部对生活要求低一点，工作标准高一点，取得少一点，舍得多一点，想自己少一点，想群众多一点，花架子少一点，干实事多一点，久而久之，道德提升了，觉悟提高了，群众满意了，人生也纯粹了，还需要法律来约束吗？

　　一般公民要对照公民道德、核心价值观以及法律，反省言行，过则改之。党员干部除了需要与公民一样遵守宪法、遵从道德规范，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对照党章党纪，省察所思所言所行，做到思无邪念，言不出格，行不逾矩。

　　西哲云：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自律甚严，自持高洁，不待法律。真正等到需要法来约束的时候，可能为时已经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