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96起问责典型案例的数量分布、覆盖面、情形性质、处理方式等都可以看出，今年以来尤其是随着问责条例的贯彻落实，各地问责力度不断加大——

 　按照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部署，今年特别是问责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各级党组织紧紧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积极用好问责这个利器，对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的典型问题严肃问责。截至12月1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31个省（区、市）纪委网站已公开通报296起问责典型案例，涉及549名领导干部，释放出“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的强烈信号。

　　充分体现出“全面”“从严”要求

　　问责数量“越来越多”。296个典型问责案例，在时间分布上呈现出“越来越多”趋势，尤其在今年7月问责条例颁布实施后更加明显，之前约6个月总量为85起201人，之后约5个月总量为211起348人（如图1示）。这充分表明，随着问责条例的贯彻执行，各地问责力度不断加大。

　　覆盖面广，体现问责严肃性。从区域看，31个省（区、市）及部分派驻机构、中央单位、中央企业都有通报的典型案例；从层级看，问责案例涉及245个党政机关、10个事业单位、4个企业、9个村居站所；从职级看，上至市委书记，下至基层村（居）党组织负责人，都有被问责的案例。“广覆盖”体现出问责工作的严肃性，也再次警示每一名领导干部：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决不是一句空话，无论是谁，只要不担当、不尽责，就要被严肃问责。

　　“高举轻放”现象大为改观，体现问责“刚性”。被问责通报的549名领导干部中，受党纪处分的人数占问责总人数的71%，其中，党内警告处分241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27人，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共21人。这与以往问责多是批评教育或内部通报形成鲜明对比。从只有“你知我知”的“口头告诫”，到被公开通报的严肃处分，体现出问责的“刚性”。地方纪委同志表示，按照中央纪委部署要求，目前各地正在进行“年终盘点”，明确“对不问责的要问责”。这对一些地方和单位改变问责工作的“高举轻放”，无疑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终身问责”初显效力。作为问责条例的一大亮点，“终身问责”在今年的问责工作中初试锋芒。在被问责的549人中，有67人虽已调离原岗位或已退休，但仍被问责。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今年8月湖北省仙桃市委原书记冯云乔被问责案例。尽管当时冯云乔的提拔公示期已满，但是，因在处置仙桃市重大群体性事件中领导不力、工作失职，造成了恶劣影响，湖北省委决定免去他的副厅级职务，终止其提拔任用程序，另行安排工作。这充分表明，问责没有过去式、空当期，“离岗”“退休”“提拔”也不是“免责符”，不担责，迟早要挨“板子”。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从中央委员到村干部，从下属单位连续出现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到因为下属用公车“顺路”办了件私事被追责，一起起典型问责案例充分体现出管党治党“全面”“从严”的要求，彰显了我们党通过强化问责来压实责任、促进担当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也再次警示那些只想要权力、不想担责任的领导干部，只要自己没问题，就可以平安当官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突显了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近一半问责源于作风问题。从数据看，因所在单位或下属单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或“四风”问题多发而被问责的案例达138起，占案例总数的47%，其中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37起，公车私用22起，公款旅游15起，违规公款接待、宴请11起。255名领导干部因此类问题被问责，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占被问责总人数的46%。另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数据，2015年通报的相关问责案例为22起，2014年为5起。这一方面反映出各地各单位作风建设长抓不懈,“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决心和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问责利器在管党治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显。

　　对权钱集中部门监管不力是被问责的重要原因。因下属单位私设“小金库”、下属贪污挪用公款、违规套取财政资金、扶贫资金优亲厚友等违反廉洁纪律问题被问责案例，占比超过1/3，至少有180名领导干部因此类问题被问责。再次证明了权力越大，风险就越大，责任也越重的道理，也警示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更要切实担起主体责任，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加强日常教育，严格管理监督，这既是爱护同志，也是保护自己。

　　因“习惯做法”栽跟头的达五成多。乘公车执行公务时“顺路”办点私事，孩子结婚邀请同事参加，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在一些领导干部眼里，这些可能都不是“事儿”，即使看到了，也不会去过问。但如今，这却成为被问责的重要原因。统计显示，56%的问责案例是由于没管住下属的这些“习惯做法”而产生。这也提醒领导干部，是不是“事儿”，不能再靠“经验”和“习惯”判断，而要用纪律的尺子来衡量。对容易踩纪律红线的行为，早打招呼多提醒，否则栽跟头的不只是同志，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因“工作不力”被问责的数量明显增加。因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工作不力、在防洪救灾中“工作不力”等被问责案例，在问责条例出台前后数量比例约为3：7。其中，因在防汛抗洪抢险救灾中工作不力，河北省邢台市4名领导干部被停职检查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这类案例的公开通报，不但回应了许多人的疑惑，即“为什么对行政管理问题，要追究政治责任”，更有力警醒每一位领导干部：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体现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决贯彻和执行；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是空洞的口号，要体现在“看好自家人、管好自家事”的时时处处。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被问责的领导干部表示，对下属违规违纪行为并不知情，因此对要求自己对无法控制的事情负责任，感到“冤枉”。但是，从案例中可以看出，所谓“不知情”，有的是由于制度缺失、程序不严，对下属的违规违纪行为“无从发现”；有的是怠于监督、疏于管理，“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有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甘当“老好人”，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制止不制止、该报告不报告。由此可见，“不知情”就是对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不担当、不尽责的表现，应该被严肃追责。对此，专业人士表示，在实际问责工作中，知情与否，不被作为定性量纪的依据。

　　“压力传导”在探索中延伸

　　基层领导干部数量约占2/3。在被问责的549名领导干部中，处级以下（不含处级）领导干部有350余人，约占问责总人数的2/3（如图2示）。其中，乡镇干部129人，约占四成，含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乡镇长、乡镇纪委书记，还包括基层站所负责人。这表明，问责条例着力解决的“上面九级风浪、底下纹丝不动”问题，正在得到改善。

　　结合实际的实施办法陆续出台。截至目前，甘肃、云南、福建、新疆、广东已出台问责条例的实施细则。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市县区也结合当地实际，陆续出台了实施办法，如广西田东县制定问责条例实施办法，将问责条例中的6种问责情形具体、细化为29种，使问责工作逐渐步入规范化、程序化轨道。

　　成绩固然可喜，但数据也或多或少地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处理轻重不当。有的本应按照直接责任处理，却被按照领导责任处理，有的存在以政纪处分代替党纪处分的现象。二是结合实际不够。条例只有结合具体实际，才能真正发力生威。但从目前一些地方出台的实施办法看，有的并没有结合实际进行细化、具体化，有的甚至直接把问责条例中的6种问责情形照搬过来，使具体问责工作缺乏符合实际的标准和依据，可操作性差。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仅靠一部问责条例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如何发挥问责利器作用，层层传导压力，把责任压紧压实，仍需在实践中探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