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逃追赃，是正义所向，背后是有高效运作机制支撑的国家意志，对于那些仍在负隅顽抗的外逃腐败分子而言，他们面对的不是哪个具体的人，也不是哪个具体的部门，而是整个国家的力量
11月16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经我国司法、执法和外交等部门与美方密切合作，“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外逃13年7个月的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
杨秀珠归案，其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她走下飞机的那一刻。作为追逃追赃工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杨秀珠案在反腐败执法合作、协同作战、劝返等多个方面，都具有标本意义。“尤为重要的是，杨秀珠的成功追回，突显了党的统一领导下的制度优势。”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同志认为，该案也是党的十八大后追逃追赃工作体制机制创新成果的范本。就此，中央追逃办同志用鲜活的事实解答了本刊记者由杨秀珠案引发的追问。
出逃—归案：13年亡命天涯，缘何难逃落网结局
“逃亡的日子不好过，总归是回家好。”踏上国土的杨秀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由衷地说出了这句话。此前她所经历的一切，就是自己做的一场噩梦。
2003年2月，浙江省检察院在调查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涉嫌受贿犯罪案件时，发现了杨光荣胞姐、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在任温州市副市长期间涉嫌犯罪的线索。获悉腐败问题败露，杨秀珠于2003年4月20日与其女儿女婿，在上海浦东机场登上了经由香港前往新加坡的航班，开始了她的逃亡之路。
之后，杨秀珠从新加坡逃往意大利，再到法国，流窜于欧洲一些国家之间。2005年5月，杨秀珠因非法居留被荷兰警方拘捕。2014年5月，杨秀珠在被遣返前夕逃离荷兰，辗转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进入美国。同年6月，根据中方要求，美国警方以“违反移民法”为由将杨秀珠拘捕并羁押，直到其回国投案自首前。
在漫长而艰难的逃窜中，杨秀珠曾一度抱着“死也要死在美国”的顽固对抗心理，“最开始遣返杨秀珠的时候，她用脑袋撞墙，死活不愿意回来。”中央追逃办同志介绍，最后她要求“无条件回国接受法律惩处”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那段时间，她每天都给总领馆打电话催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顽固的杨秀珠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她处心积虑地流窜6国后，为何还是难以逃脱落网的结局呢？
“她在美国已经成了无钱可花、无人可靠、无路可走的‘三无’人员。”中央追逃办同志说，挤压其在外生存空间也是我们的工作策略。杨秀珠在美期间，中方追逃人员步步紧逼、美方执法人员铁面冷对，连亲朋好友也众叛亲离。特别是2015年9月，杨秀珠的弟弟杨进军被美国强制遣返，对杨秀珠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慑。再加之牢狱生活困苦不堪、“避难”请求丝毫无望，回国自首是杨秀珠的唯一出路。
在“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上，杨秀珠是1号嫌犯，也是第37名被追回人员，这两个数字体现了该案的难度和追逃追赃成果，同时也体现出中央的决心和力度。“追逃追赃工作能够在短期内取得这样的成果，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发挥了制度优势，形成了工作合力。”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同志说，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2014年，针对工作中存在的“九龙治水”、各自为战这一突出问题，从体制机制上进行了顶层设计。追逃追赃工作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统筹协调，并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办公室成员有与追逃追赃工作密切相关的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8家单位。
“这个机制把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了，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是代表中央在进行统筹协调，力度很大。杨秀珠等人的归案，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亲身参与追逃追赃工作的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同志感叹，“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没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杨秀珠归案可能还遥遥无期。”
攥拳—出击：追逃追赃的强大合力来自哪里
“在杨秀珠的案子中，中国全程协助，向美方提供杨秀珠在中国犯罪的证据，这很关键。”就杨秀珠主动回国自首，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反腐问题专家魏德安接受媒体采访时，充分肯定了我国为推动此案所做的工作。
魏德安教授此言并非客套。纵观杨秀珠案件的进程，正是依靠中国提供的扎实证据，美国政府的律师才能有效地证明杨秀珠寻求避难的理由是虚假的，为美方遣返杨秀珠扫清了路障。而这正是促使杨秀珠放弃难民申请，主动回国自首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在杨秀珠潜逃多年之后，我们依然还能找出关键证据，并得到向来以标准严苛著称的美国的认可？中央追逃办同志讲述的一个关键证据的发现和固定过程，揭开了问题的答案。
为推进杨秀珠案，2014年以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直接指挥下，中央追逃办在北京、杭州和纽约召开了200余次协调会和推进会。2015年在浙江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央追逃办根据浙江省检察院提供的资料，敏锐地发现一笔转至美国的赃款可以成为有力证据，并要求浙江省追逃办组织核查。然而，要查清这笔赃款是怎么转出去的，并不容易。摆在面前的困难，就是这笔赃款经多家银行分多笔转出，进行核查需要一家家调查取证。由于时间久远，有的经办网点已经变迁，找到原始账目并查清这笔赃款的转账信息，无异于大海捞针。
面对棘手、复杂的实际困难，中央追逃办立即协调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部门发挥各自职能作用，为查找关键证据扫清障碍。经过协调，浙江省追逃办组织省检察院、省公安厅，指导温州市纪委协调市检察院、市公安局，从分散于多家银行的海量交易信息中，进行抽丝剥茧地梳理。在多家商业银行的支持配合下，工作组最终查清了这笔赃款的转账信息，查明了杨秀珠涉嫌洗钱犯罪的原始证据。在中央追逃办组织协调下，各部门发挥专业优势，克服了部门、领域以及语言、法律等障碍，最终形成了有效的证据链，受到美国执法部门的认可。中央追逃办同志说：“在整个案件推进过程中，都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
诚如斯言。自2014年中央追逃办成立后，2015年，中央要求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照中央模式建立省、地市两级追逃追赃机构。纵向贯通中央、省区市、地市三级，横向跨纪检、司法、外交、金融等领域，形成上下联动、左右互通、信息共享、动态追踪的工作机制，布下追逃追赃的天罗地网。
在这一机制下，追逃追赃力量得到高度整合，使个案追击的策略更优化、手段更丰富、工作更高效。杨秀珠案最终确定为“劝返、遣返、异地追诉”三管齐下、以劝返为主的追逃策略，在向美方提供证据、争取美方驳回杨秀珠避难申请的同时，还有条不紊地推进异地追诉，挤压杨秀珠的生存空间，瓦解其宁死不归的顽固心理，为劝返打下基础。遭遇四面楚歌的杨秀珠不得不放弃了“最后挣扎”。
联手—发力：中美合作何以越来越紧密
因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美国一直是外逃腐败分子心目中的“避罪天堂”。杨秀珠之所以千方百计逃往美国，就是想钻政治法律空子。然而，令杨秀珠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自己刚落脚美国一个多月，气还没喘匀，就被美国移民局拘捕并羁押。
杨秀珠的失算，在于她错估了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积极发声，引领反腐败国际合作务实开展，并理直气壮向全球撒开追逃追赃“天网”。中国的正义之举得到世界各国支持，占据了道义制高点，美国官方多次郑重表示，尽管中美尚未缔结引渡条约，但美国政府不愿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并愿意在尊重双方国家法律前提下寻找“驱逐”逃犯的办法。
一个简称JLG的机制，即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成为两国联手打击外逃腐败分子的撒手锏。中美JLG设立于1998年，是中美双方为加强执法和法律领域合作，建立的专门机制。2005年6月，双方在JLG框架内设立反腐败工作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决策下，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中美反腐败执法合作。2014年以来，中美元首会晤和第六轮、第七轮、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都确认了中美JLG机制作为两国执法合作主渠道的作用。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直接指挥下，中央追逃办通过这一机制，利用JLG年会、JLG反腐败工作组会等渠道，向美方表达追逃主张、就个案提出合作要求，有效推动了反腐败执法合作。杨秀珠归案，正是中美通过这一机制加强反腐败执法合作的重大成果。
中央追逃办相关负责同志介绍，“2014年5月9日，我们得到消息，杨秀珠经过法国、意大利、加拿大逃往美国。5月12日她一到美国，我们第一时间通过中美JLG反腐败工作组渠道约见了美国有关执法机构的驻华代表和法律顾问，向美方通报这个情况，并提供了有关线索，提出了对杨秀珠采取强制措施的要求。美方拿到线索后，执法部门很快就出动了，花了大概30多天，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杨秀珠的藏匿点，并将其抓捕。”
杨秀珠归案，只是中美双方通过JLG加强反腐败执法合作的一个缩影。目前，中美双方共同确定的5起重点案件均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杨秀珠在内的3人已归案，1人在美国被定罪入狱，1人在美被刑事起诉。
通过JLG这一渠道，中美双方的反腐败执法合作还在走向深入。由于尚未与美国签订引渡条约，追逃采取的是遣返、劝返、异地起诉等替代措施，其中最有效的是劝返，但中方的劝返行动受到美方一些限制。“目前，美方已开始与我们商谈建立劝返机制。”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劝返工作机制化、规范化，将对我们进一步强化追逃工作十分有利。
追逃追赃，是正义所向，背后是有高效运作机制支撑的国家意志，对于那些仍在负隅顽抗的外逃腐败分子而言，他们面对的不是哪个具体的人，也不是哪个具体的部门，而是整个国家的力量。“负隅顽抗不但无路可走，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才是明智的选择。”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强调，腐败分子必须认清形势，放弃幻想。
“我在这里要劝劝那些跟我一样逃出去的人，我们到底是中国人，我们的家在中国，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期待着我们回来，请快快回来。”回国自首的杨秀珠，用自己惨败的教训道出了外逃腐败分子的唯一出路。
杨秀珠作为外逃标志性人物已经归案，其他外逃人员没有理由成为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