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沉痛的教训：党内政治生活的非正常化，导致了红军军事上的失败，走上了濒临绝境的危局。生死关头，党中央围绕红军长征的战略全局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既坚持原则，又讲究斗争策略，营造了党内高度团结统一的政治格局。

　　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仅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也铸就了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军事行动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非正常化的党内政治生活，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长征途中恢复和发扬的这种独特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保证了我们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铁的纪律，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基础上的坚强团结统一，因而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党内政治生活的非正常化，是导致红军军事上惨败的重要根源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大凡成功的经验往往都是从失败和挫折的教训中获取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惨败，既是在一场特殊战争背景下党内政治生活非正常化造成的恶果，又是党内政治生活开始正常运作的发轫点。

　　早在1933年9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他们全然不顾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客观实际，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视之为“游击主义”，虽然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争论，然而这对于李德与博古是徒然的。他们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完全取消了军委的集体领导。

　　长征初期，在李德和博古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再一次遭受了严重损失。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在通过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部署20个师的兵力，在湘江以西实行堵截。李德、博古等人对此熟视无睹，不愿丢掉“坛坛罐罐”，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开进，致使部队行动迟缓，延误了四天时间，导致了敌人重兵紧追，失去了战场主动权。虽经红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冲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红军已损失过半，连同沿途的减员，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为三万余人。

　　惨痛的失败和几乎濒临绝境的危局，引起了党和红军沉重的反思和寻找新的出路的强烈要求，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才有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乃至后来的遵义会议。这几次会议，终于打破了由李德、博古等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状况，彻底改变了党内政治生活非正常化的局面，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开创了集体讨论、集体决策、集体领导这样一种党的政治生活的新局面。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胜利地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转折点。从此，红军摆脱了险境，争得了主动，获得了生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智取娄山关，突破腊子口，克服了世所罕见的艰难险阻，挑战了人类生存极限，保存和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战胜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地到达陕北，建立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需要指出的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他们竭力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在他们那里，盲目服从和随声附和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反之，就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调和路线”、“富农路线”，就是“两面派”，并进而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受到了处罚，被撤销了领导职务，党的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窒息。党内政治生活的非正常化，正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红军惨败的重要原因。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党内政治生活恢复了正常，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得到了彰显。从长征的胜利结束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促成和抗日高潮的掀起再到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成功运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立足战略全局，是实行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基本准则

　　顾全大局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的一个重要途径。没有顾全大局的精神，就不会产生团结统一的局面。长征培育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大局意识，营造了党内高度团结统一的政治格局。

　　对党和红军濒临绝境的挽救，是长征初期党内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堪称楷模。在黎平会议以前，毛泽东至少六次公开向中央“三人团”提出过意见，均未被采纳。但毛泽东还是坚持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且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仍然服从组织的决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极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良苦用心。没有大局意识，没有心系党和红军命运的至高无上的历史责任感，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从黎平转兵到遵义，毛泽东取得了发言权。但毛泽东仍然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在行军途中，毛泽东与同行的张闻天、王稼祥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一起思考和谋划党和红军的出路。张闻天、王稼祥两人是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主要成员，但他们站在党的立场上，敢于修正错误，也敢于服从真理，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体现了极强的党性原则。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将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立场和斗争策略结合起来，为全党树立了一个典范，也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扫清了道路。鉴于当时战争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遵义会议主要解决的是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同样迫切的组织问题。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便避开了认识尚不一致的复杂的政治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并且在遵义会议决议中还写上了“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评价。这样做符合当时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又维护了党内团结。张闻天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他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

　　为了维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维护红军的团结战斗，以保证北上抗日这一战略总方针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再次展示了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善于斗争的政治风范。一方面中共中央对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拒绝他南下川康边等无理要求，坚持北上川陕甘。当时，朱德针对张国焘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顶住了张国焘的种种刁难，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央的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而且一再强调，朱毛是不能分开的，表明了自己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坚强决心。但另一方面，对张国焘提出的组织上的要求，中共中央采取的态度是，予以考虑，并确定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据史料记载，“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足见周恩来、朱德的大局意识！

　　在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从遵义会议产生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肩负起中国革命领导重任的历史使命。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为适应新情况，更好地保证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指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2月7日命令扩大中革军委组织，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为委员的中革军委。这一举措，对于加强红军建设，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迎接全民族抗战新高潮的到来，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

　　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奠定党内政治生活正常运作的坚实基础

　　长征催生了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展，激活了党组织的健康肌体，从而奠定了党内政治生活正常运作的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长征途中党内政治生活的转变，最突出的是从组织上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制度。占据主导地位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把苏联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些制度，如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照搬到党和红军中来，以个人领导取代集体领导，从而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削弱了党对红军的领导，也损害了军政干部之间的团结。遵义会议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得到了恢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军各部队团以上各级机构中逐步恢复了党委制，实行集体领导；同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厘清关系，各司其职。

　　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强调要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由于部队一直处于连续作战行军和突围转移之中，战斗不断，损失惨重，基层骨干伤亡很大，因而造成了支部工作不健全，核心作用有所削弱的状况。为此，总政治部从1935年2月中旬到5月初，连续三次下发文件，即2月18日发布的《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4月16日发布的《关于团总支委团青年委员会及连支部干事会组织问题的命令》和5月2日发布的《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就党支部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发表指导性意见。特别是最后一个文件，比较完备地规范了基层党支部政治生活的各种工作流程，强调要“健全支部的工作”，“转变支部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各部队认真贯彻执行总政治部的训令，结合连队党支部建设实际，进行了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保证了党的各级组织政治生活的正常运作，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全军上下更加团结振奋，斗志昂扬，为继续夺取长征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长征过草地时，红军健全的连队党支部就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深秋，红军某团三连随部队长征过草地时，负伤掉队的支委、副连长李玉胜在极度艰苦的情况下，将失散的29名伤员召集在一起，成立临时党支部，由他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大家凭着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三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

　　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历来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遵义会议前，这个准则也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践踏， 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等倾向，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尖锐地批评了李德、博古等人的工作作风，指出他们“领导方式极端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即李德）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因此，“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红军政治工作要迅速“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为适应这一要求，党和红军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采用各种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鲜明的政治特色，使党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从内容到形式上面貌一新。

　　遵义会议结束后，全军立即按照党的组织系统，进行层层传达、学习。中央曾决定由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分别到各军团传达决议精神。陈云亲自起草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就这次会议的目的，会议决定的今后红军行动方向，李德、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中央领导机构变动情况等方面作了详细说明；张闻天在军委纵队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后，中央直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张闻天、周恩来到会亲自传达。此后，各军团又逐级向下作了传达，并布置了学习任务。对于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和坚持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军区，则由中央书记处将“总结决议”的要点致电通知他们。在传达和学习过程中，各级党员干部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高昂的斗志，一些干部因为红军作战屡受挫折而产生的焦急、悲观情绪得到了消除。特别是围绕党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一切拥护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 等号召深入人心。1935年2月19日的《红星》报指出，“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军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政治热情统一到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保证了长征的最后胜利，为中国革命的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作者：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