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松潘县北郊的元宝山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念总碑巍然屹立。

　　两万五千里漫漫征程，为何将总碑安放于此？背靠雪山、面朝草地，这片土地见证过长征最为艰苦卓绝的岁月，也留下了党和红军凭藉信仰、纪律和团结，战天斗地、攻坚克难的最生动诗篇。

　　理想信念引路冲破千难万险

　　死亡行军开启新生之门

　　松潘位于四川西北边陲，自古就是川甘青三省交汇处的军事重镇。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四川，计划攻占松潘后北上甘陕。由于张国焘有意拖延，红军失去有利战机，只好改道人迹罕至的大草地，开启了长征路上最悲壮的一段“死亡行军”。

　　循着红军的足迹，今年九月，记者来到了这片“传说中”的草地。眼前丰美的水草让人很难联想到80年前那片噬人生命的水沼泥潭，但海拔3000米以上的多变气候和巨大温差，着实让人难以适应——忽而烈日炙烤，忽而大雨滂沱，夜晚气温骤降至零度左右，喘口气白雾弥漫，恍如寒冬。

　　当年红军一路征战来到这里，已是疲惫之师、伤病之师，食不果腹、衣不抵寒，正常行军都勉为其难，凭什么能征服这片一望无际的险恶草地？对于记者的问题，长期研究长征历史的松潘县政协原副主席马德隆给出了简洁而有力的回答：凭的是信仰，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

　　信仰，理想，信念，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昂贵得要以生命为代价。那些穷苦出身的红军战士，甚至连大字都不识几个的“红小鬼”，他们的理想信念是什么？又为何如此坚定？在松潘县县志办，记者细读那些“老革命”的点滴回忆，真实的历史开始在眼前慢慢还原——

　　1935年，不满16岁的四川羌族小伙熊玉坤加入红军，最初的目的只有一个：寻找参军的父亲。随着一路征战，一路打土豪、分田地，他慢慢认识到，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为了让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自己苦点累点也高兴！茫茫草地，熊玉坤走了一次又一次，胸中那团火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烧越旺！第三次过草地时，他光荣入党，把共产主义理想牢牢刻在心上。

　　“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牺牲的，不用为我伤心……”1935年8月25日，17岁的战士郑金煜在草地上用尽了生命最后一丝能量。从砍柴路上参军的懵懂少年，到为革命捐躯的共产主义战士，两年多的磨练，让他明白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跟党走，不会错！党的路线必胜，革命事业必胜……

　　这样的战士在长征路上还有太多太多。他们讲不出深奥的理论，说不出慷慨的誓词，却能用鲜血和生命，实践着他们心底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正义高尚的坚持。无形的信仰激发出强大的力量，引领着他们前赴后继，最终走出草地绝境，迎来光明新生。

　　80年光阴荏苒，昔日的草地，今天已是国家重要的自然保护区。草地边上，牛羊成群，家家生活殷实，人人笑容灿烂。当年战士们用理想信念播下的种子，如今已经开出花朵；当年战士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如今正在变成现实。

　　严明纪律凝聚人心共度生存危机

　　牺牲自己也不能牺牲群众利益

　　对于长征中的红军来说，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一大考验，粮食不够吃更是时时要面对的巨大难题。松潘地处青藏高原边缘，物产本不丰饶，再加上当地藏、羌等少数民族居民受到国民党的宣传蛊惑，不少躲进深山，给红军筹粮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是像历史上那些军队一样，为了生存强抢横征；还是坚守革命纪律，宁可牺牲自己也不牺牲群众利益？一道重要的选择题摆在了党和红军的面前。这个选择事关生死，更是对一个政党、一支军队根本立场和宗旨的严峻考验！面对难题，党和红军从容做答：我们是人民的队伍，什么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那时候的纪律真是严格！”红军后代、松潘县委统战部副部长闫光辉回忆起外祖父讲过的故事，深有感触。当年，外祖父还是个“红小鬼”，看到一些居民家里有粮食，恨不得全部搬走。但上级有要求，肚子再饿也不能破了规矩。部队离开村庄前，上级还会深入营连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情况，确保纪律执行到位。

　　对于违反纪律者，无论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一律从严惩处。在藏区筹粮期间，毛泽东妻子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由于擅自进入喇嘛寺偷拿了一些铜板，成为严重违反纪律的典型，被执行枪决。毛泽东虽然难过，但依然表示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

　　与国民党军队同百姓抢粮相比，红军的表现让当地百姓刮目相看。躲在深山的居民陆续回到家中，匀出部分粮食交给红军。据统计，红军在川西北先后停留的16个月中，当地各族群众为红军筹集了1000多万斤粮食，贡献了20多万头牲畜以及大批盐巴等生活物资，被毛泽东赞之为伟大的“牦牛革命”。

　　80年后的今天，行走在当年那些村村寨寨，平坦的柏油路、明亮的路灯和修葺一新的房屋，成为常见的景致。“日子好了，老百姓感谢党和政府，家里做了酥油和糌粑，常会给我们送一些来。”上八寨乡党委书记古云健说，这份鱼水之情，从过去延续到现在，还将一直延续到未来。

　　全党服从中央才能夺得胜利

　　以“四个服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1960年10月，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采访毛泽东时问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1935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在四川懋功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一路征战，只剩不足3万人，而红四方面军则有近8万人。张国焘拥兵自重，对于中央作出的北上决定拒不执行，不久后又提出南下方针，另立“中央”意图明显。

　　党内团结岂容破坏！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最根本的政治规矩。党和红军正是由于意志统一、行动一致，才一步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张国焘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搞分裂，无异于把党和红军推向死亡深渊。

　　针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进入松潘境内后，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统一思想，加强团结，严肃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思想行动。

　　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坚持带兵南下。中央也没有放弃对他的团结和斗争。在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馆，记者看到了当年中央规劝张国焘的一系列电报——

　　9月9日：“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

　　9月11日：“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9月14日：“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

　　最密集时，电报几乎一天一封，足见中央对于分裂主义的忧心和对团结统一的渴盼。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张国焘率兵南下后，损失惨重，短短数月兵力减半。中央的极力争取，现实的无情打击，让张国焘最终放弃了分裂主张，同意率部北上。

　　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走出草地的党和红军更加珍视团结统一。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并归纳了党的“四个服从”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从党的七大开始，“四个服从”内容正式写入党章，至今仍是我们党最重要的政治纪律。

　　“‘四个服从’，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松潘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王应强说，如今，我们党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肩负着带领13亿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统一。各级党组织都要讲政治、讲大局、讲核心、讲看齐，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80年前，红军战士依靠信仰、纪律和团结，克服重重困难，走出草地，走向胜利。80年后，我们党历经风雨沧桑，意志品质更加顽强，必将更加有力地带领人民群众冲破各种艰难险阻，夺取新的长征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