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子尹路96号，有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曾是国民党师长柏辉章的私邸。81年前，正是在这里，著名的遵义会议胜利召开。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如此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为什么在遵义召开？为什么这次会议能够实现平稳转折？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来到这个位于黔北的红色城市，探寻遵义会议带给我们的丰厚遗产，短短几天的所见所闻，记者深深感受到我们党的伟大和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在党的建设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虽然紧迫但准备充分

　　血战湘江、攻占黎平、突破乌江，中央红军经过艰苦战斗，损失很大，来到黔北重镇遵义。这里黔军统治力量薄弱，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还具有较为浓厚的红色传统。1926年，人民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出任地处遵义的贵州省立第三中学学监，聘请教师在学生中传播民主思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一批革命青年此后秘密筹建了中共赤（赤水）合（合江）特支等党组织，得到群众拥护。

　　战争的惨烈，接连的挫折，引起了部分中央领导和广大红军将士的思考：为什么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能决定中国革命的前进发展？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后来却打得这么被动、艰难？一个不了解中国实际的“洋顾问”，到底能不能指挥红军战胜强大的敌人？

　　事实上，早在长征前，很多干部已经对“左”倾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广昌战役失败后，彭德怀用一句“崽卖爷田心不痛”表达了这种不满。随着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要求纠正错误的意见越来越多。

　　“左”的错误，还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为例，理应只由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参加的会议，竟确定了15名非中央委员参会；诸如徐兰芝、唐宏经等持有不同意见的中央候补委员却被阻止参会；只作为列席代表的非中央委员却同中央委员一样享有发言权、表决权。

　　“之所以能成为伟大转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从‘左’倾教条主义向实事求是转变。”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长征史专家费侃如说，遵义会议前，“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给党和红军造成重大挫折。仅湘江一战，红军就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长征途中，毛泽东因病躺在担架上，但他仍主动找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做工作，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后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

　　一方面是中央部分领导人以及前线红军将士对纠正军事指挥的错误呼声很高，另一方面是遵义拥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在遵义召开一次会议，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纠正军事路线错误的条件已趋于成熟。

　　军事上，红军迅速渡过乌江，进占遵义，赢得一段相对稳定的喘息时间。彰显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水到渠成，呼之欲出。“那时，我是红三军团十一团警卫连连长，负责为会议站岗放哨。” 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如今依然健在的红军老战士王道金，提起遵义会议，仍然很自豪。

　　遵义会议中，思想斗争虽然激烈却不失团结帮助

　　1935年1月15日，遵义，寒风刺骨。但在柏辉章的私邸二楼的一间客厅里，20个人却在一起争论得热火朝天。这里，遵义会议正在召开。

　　会上，博古、周恩来首先分别就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作正、副报告。周恩来在作报告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还对博古提出批评，会场的氛围略显凝重。

　　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博古提议大家就正、副报告进行讨论。他的话音刚落，张闻天就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提纲，开始了他的发言。他的报告措辞激烈，一下子就将博古、李德推上了风口浪尖。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博古没有了往日的威严，李德则板着面孔，一个劲儿地抽烟。

　　张闻天做完报告后，毛泽东一改过去最后发言的习惯，马上发言。据与会者回忆，他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结合红军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毛泽东的论述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共鸣。博古被批驳得面红耳赤，无奈地说：“我要考虑考虑。”

　　那些来自作战一线的指挥员们，出于对错误路线危害的切肤之感，个个言辞激烈，会场上形成一片要求结束李德、博古的红军指挥权的场面。随后，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其他同志也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会议最后只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并没有要他俩交出其他党内外职务。对此，费侃如认为，根据当时的紧迫形势，只谈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伤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

　　“遵义会议上，不同观点在交锋，思想斗争虽然激烈，但都是同志间的正常批评，不是个人攻击。”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黔生表示，绝大多数同志在会上一直坚持团结帮助，这和“左”倾错误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不同。刘伯承就在会上深有感触地说：“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

　　“批评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批评的目的。”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裴恒涛向记者讲述，遵义会议上，博古受到批评并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在行军途中，他一开始茶饭不思，郁郁寡欢。后来周恩来主动与他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自此，博古不论在会理会议，还是一、四方面军汇合后，甚至在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政治危宕下，一直没有迷失，坚定地支持党中央。这充分说明了遵义会议运用团结批评这个武器所带来的巨大效果。

　　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时光荏苒，遵义会议已经走过了81年，但会议创造的以批评促团结、以同志式的思想交锋统一思想的党内政治生活方法，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此后的漫漫征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理多次党内存在的思想认识甚至是路线方向问题，遵义会议可以说是提供了有益借鉴。

　　“毛泽东同志讲，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当干部就不能回避问题，不能当老好人，必须敢较真、敢批评，讲真话、讲实话。”张黔生表示，近年来，我们这里通过谈心谈话、自我剖析、开展批评，不少干部思想受到洗礼，灵魂受到触动。

　　遵义市习水县国土局局长税新红对此深有感触。由于连续发生土地增减挂钩项目中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今年4月，税新红接受了组织的谈话。

　　“刚开始还觉得有点委屈，我们为政府争取项目，为群众谋好处，出了问题反而还要追查我们的责任。”提起谈话的事，税新红不好意思地笑了，“组织点出了我平时不注意的问题，就像一记重锤把我敲醒，让我明白平时不仅要办好分内事，还要管好身边人，责任的弦还得时时绷紧。”

　　在遵义市播州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徐洁看来，严明党的纪律，用好“四种形态”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2015年以来，该区采取分级分类方式，主动约谈党员干部2828人，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219人，给予党纪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31人，开除党籍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9人，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了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对此，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为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将十八大以来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丰富实践成果上升为制度，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