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青海省调研考察时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基础工作，是全党的重大任务。党章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面对党内目前存在的党的意识缺失、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突出问题，各级党组织必须通过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体现在日常教育监督管理中，就是用好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抓常、抓细、抓长，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使党内政治生活有战斗性和锋芒，真正严肃起来，这既是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对苗头性问题及时纠正是党的优良传统

　　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认识到对存在苗头性问题的党员干部及时进行批评教育的重要性。如，林彪曾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散布“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井冈山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等言论。这种思想情绪，当时在红四军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说明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希望，反而被当前暂时的困难局面所吓倒。针对这一问题，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同志用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写下《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7000多字的文章，反驳和纠正了红四军党内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言论，对扭转革命队伍中的错误认识起了重要作用。

　　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结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挽救了党和红军，也与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同志对一些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人，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有密切联系。据张闻天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王稼祥还去找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交换意见，指出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认为必须让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这个问题必须召开一次中央会议来解决。聂荣臻表示完全赞同。及时在党组织内部统一思想，为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打下了思想基础。

　　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运用谈话信函等形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蔚然成风，在纠正错误思想、提高党员干部思想觉悟方面取得明显效果。如，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张闻天、博古在和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谈话交流中进一步转变了思想，深刻认识了错误，诚恳地向在“左”倾错误路线下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致歉，并对整风运动中所体现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的政策感到温暖。博古深有感触地说：“这也就是纠正了党内斗争恶劣作风。我知道这个目的是给我们留余地，但治病救人要有效，必须病人自己有觉悟、有信心、有决心。”

　　正是由于我们党对党内存在的苗头性问题，积极运用批评教育等手段及时纠正、统一思想，逐步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作风，才使我们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用好第一种形态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

　　当前，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总体是好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有的党员政治方向迷失，理想信念滑坡，不论场合、不讲身份，攻击国家政治体制信口开河，参加政治学习却被动应付，接受思想教育言不由衷；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党的意识淡薄，认为抓经济发展才是硬任务，对党建工作不过问、不研究，对党员不教育、不管理，放任自流；有的党员奉行“好人主义”，“宁伤原则、不伤感情”，面对党内存在的不良风气不敢批评抵制，面对不良现象不敢较真碰硬，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党内政治生活失去严肃性、原则性、战斗性，变得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而且耽误同志的成长进步、损害党和人民事业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严，就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就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可以说，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创造重要条件、奠定坚实基础，用好第一种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好第一种形态，把纪律挺在前面，防微杜渐，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党员干部腐败现象的发生，尽量避免“小错不纠酿大祸”的情况，是破解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这个难题的有效途径，达到受到党纪国法惩处的党员干部是极少数，得到挽救教育的党员干部成为绝大多数的目的。

　　用好第一种形态，对克服党内政治生活中“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你好我好，互不干扰”“多栽花，少栽刺”等不正常现象，使党内同志之间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有积极作用。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一种常态，才能实现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监督、管理经常化，把从严治党责任和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用好第一种形态，对党员干部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开展谈心谈话，及时提醒，让其对党规党纪产生敬畏之心，言行慎之又慎，时刻绷紧自律的弦，做到自省、自警、自纠，将更好地防止党员干部发生“自己扳倒自己”的现象，以健康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

　　能否用好第一种形态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能力水平的检验

　　用好第一种形态，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提出的新思路、创造的新方法，不仅考校着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党性修养和担当精神，也是对其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的检验。

　　必须秉持公心，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秉持公心就是要坚持有利于党的肌体健康、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团结是进行党内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离开了党内团结孤立进行的不择手段的斗争，既不符合党性原则，不是共产党人应具备的政治品质，也妨碍实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目的。因此，对党员干部进行谈话提醒，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提醒，使人受到触动和警省，达到团结同志的目的，做到动机与效果的有机统一。

　　必须坚持原则，敢于批评。对于党员身上存在的问题，领导干部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勇于揭露和纠正缺点错误，发现有不良苗头，该提醒的要提醒，该批评的要批评，该制止的要制止，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如果剖析问题只见事不见人，浅尝辄止，蜻蜓点水，批评不痛不痒，敷衍了事，就达不到“批评通报一个、警醒教育一片”的效果。

　　必须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公道正派是共产党人应当具备的政治品质。对党员干部进行谈话提醒时，要以事实为依据，不搞主观主义，不能捕风捉影，轻信道听途说，不可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更不允许捏造材料，诬陷同志。要与人为善，一视同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必须以理服人。对党员干部进行谈话提醒时，既要具备敢说敢管的正气和胆气，还要讲究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在语言上不能简单粗暴、盛气凌人、夸大其词，图一时痛快而不注意效果，要尊重被批评者的人格。在态度上要和风细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允许被批评者为自己申辩，对存在的错误缺点允许有一个认识和转化的过程；要体现出帮助同志的真诚，表达善意提醒的温情，建立相信组织的信任感。在方式上要善于分类梳理、区别对待，把握好时机，找准切入点，在敞开心扉、真挚诚恳的交流中教育人、感动人、挽救人，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必须注意谈话提醒的效果。进行谈话提醒之后，还要及时跟踪检查，对那些屡教不改、突破了纪律底线的党员要进行严肃处理，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该纪律处分的纪律处分、该组织处理的组织处理、该移送司法机关的及时移送，真正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推向严紧硬。□

　　作者：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