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字的甲骨文写作。它由两部分组成，上边是（朿，读音cì），“朿”是一种带有芒刺的植物，古人用它制作鞭子，是责罚的工具；下面是（贝），“贝”是一种由海贝加工而成的货币，在我国古代长期使用，与财货有关的古代文字很多都与“贝”有关，这个字引申为利益的意思。

　　到了秦朝，“责”的小篆字形演变为，《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是：“责，求也。从贝，朿声”。这里说的“求”就是“要求”，而且这个“要求”是有物质基础和处罚机制的。“责”字“从贝”，表示这个字与利益有关，凡是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权力与相应的责任；“朿声”标识了字的古代读音，同时“朿”也表明了用强制力追责的意思。

　　从造字法来看，中国古代的“责”字大有深意，它是权力与责任、奖励与惩罚、担责与追责的辩证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极其强调人的责任意识，做事尽职尽责、兢兢业业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比比皆是。

　　据《韩诗外传》记载：东周时期，楚国有一位勇士叫作申鸣，被楚王任命为左司马。不久，楚国发生了内乱，申鸣不负重托，拒绝叛军以平分楚国利诱，不顾以杀其父亲威胁，击鼓杀敌，以牺牲亲人的代价，击败叛军，为国尽责。申鸣说出了不朽名言：“受君之禄，避君之难，非忠臣也。”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义不避难，这是中国古代的主流价值观，其中散发出高度的责任意识和无畏的担当精神。

　　对那些“默坐朝廷，与尸无异”“空虚无德，飧人之禄”的官员，中国文化持谴责与批判的态度，《汉书》就不客气地称之为“尸位素餐”。

　　当官不能不尽责、不作为，也不能越职责、乱作为。从宋朝开始，地方官衙前普遍立有戒石，戒石北面刻有戒饬官吏的十六字箴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既是对不尽责、不作为的劝诫，又是对超越职责、乱作为者的警告。

　　戒石的南面铭刻三个大字：“公生明”。“公”就是中国文化对官员担当从政责任的基本要求与评价标准。奉公则明，偏私则暗，这种理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例如春秋时期的子产，他执政郑国二十余年，廉洁奉公，政绩卓著，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之一。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就是子产不惧诽谤、力推改革的名言。鸦片战争期间，民族英雄林则徐因为禁烟和抗英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充军发配新疆伊犁，在发配途中他写下了著名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责任和民族大义之担当。

　　除了文化积累，在对官员的追责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历史上也留下了丰富的经验。

　　从战国时期开始，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针对基层官员的考核与追责制度，这套制度称为“上计”。地方官每年要把辖区内的户口、田亩、赋税等数字写在木券上，上报国君。木券被一剖为二，国君与地方官员各执一半。到了年终，地方官必须到中央政府去报告一年来的政绩，国君根据木券逐条逐项地亲自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地方官员受到相应的升、降、赏、罚等奖惩。后来中国历代的考核与问责制度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要求不断有所创新与发展。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各朝代的问责制度都非常严厉。例如明朝修建南京城，对负责的各级官吏，以及烧制城砖的匠人、提供劳役的民夫、基层的组织者，都要求在砖上刻有实名，明政府对造成责任事故的人员严厉追究，甚至杀头。

　　考察历史可知，凡是牵涉到国家核心利益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都是重大责任所在。针对重大责任事项，中国人习惯立下“军令状”。在国家治理的历史上，中华民族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对责任的追究一直是严肃的。

　　与古代相比，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回望历史可知，权力与责任辩证统一的基本道理没有变，但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国家与人民利益至上，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