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时局骤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顾炎武，这位苏州昆山的读书人，就生逢此等乱世，刀光剑影，生死一线。他曾参加南明的抗清活动。血与火的洗礼，激活了他治学报国的热忱；生与死的考验，锻造了他家国兴亡的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体现了他将家国命运与个人荣辱系于一体的独到见解，展现了他“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胸怀。

　　一介匹夫，如何肩负“天下兴亡”之责呢？

　　博学于文，通变宜民

　　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思维和科举考试的指挥棒，使大多数读书人只知背诵四书，娴熟八股，醉心功名，导致“士无实学”。国难关头，许多书生挺身而出，敢于抗争，却进退失据，无力抗清兵，阻强敌，只能“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记述了这一切。他决心有所改变，走一条看起来不平坦、不宽阔，但有价值、有前途的新路。研究“当世之务”，追求“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就是走这条路的必修课。为此，他提倡“博学于文”。

　　“博学于文”源于《论语》。而在顾炎武看来，“文”非仅指文章，而是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之道，既有自然和工艺知识，更有社会历史知识。读书人要“学”的，正是这些范围宽泛、内容扎实的“文”，而不仅仅是理想层面的“心性”，更不是墨守成规的八股。“学”的目的，就是要“经世致用”。

　　要知道，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在封建社会往往被视为“末艺”，不受重视。顾炎武反其道而行之，他既驳斥“重道轻艺”的观念，强调天文地理知识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关注事物的变化，反对“执一而不化”。

　　时代变了，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也要与时俱进。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囊括了天文气象、农田水利、采矿制盐等各类知识，相当于一部中国百科全书。不过，他似乎看到了当时中国的军事技术落伍于西方，便增加了西方火炮铸造技术的内容，眼光不可谓不独到。

　　顾炎武的“求变”精神确实走在了“时代前列”。而他求“变”的底气，就来自“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合私成公

　　明清之际，顾炎武曾参加抗清，失败后归隐山林。由于恶霸出卖，他被县衙逮捕，命悬一线。好友归庄等读书人多方奔走营救，但真正帮顾炎武死里逃生的，是钱谦益。

　　这位曾经的东林名士、南明弘光朝廷礼部尚书，曾是顾炎武平生最钦佩的读书人，也曾是江南士大夫群体的代表人物。面对清兵压境，他没有赴死报效南明，而是奉表降清，居庙堂，享厚禄，成为清廷招降江南士人的旗帜。

　　偶像降清，牢狱之灾，这些遭遇使顾炎武深刻认识到，明末清初的士大夫身上，依旧沾染着负面国民性，包括夸毗、贪婪、势利、虚伪、浇薄、游惰。尤其是“夸毗”之性，就是没操守，没骨气，奴颜婢膝、谄媚阿谀。南明迅速垮台，跟这一劣根性有密切关系。

　　负面国民性的出现，说到底还是社会道德风气败坏所致。要重塑民族之魂，就必须“正人心”，重建道德防线。故而，他构建了更适合平常人的道德底线，就是“行己有耻”。

　　“行己有耻”的立论基础，是现实的人性。孟子说：“食色性也，君子不谓之性也。”顾炎武则超出这一传统，承认男女之欲是普遍人性。然而，承认“私欲”并不意味着认可“为所欲为”。他认为，礼义廉耻四者，以“耻”为最根本。无耻是万恶之源。士大夫是公众人物，代表国家形象，“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因此，“行己有耻”被顾炎武视为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顾炎武所倡导的“行己有耻”，有哪些要素呢？主要是“出淤泥而不染”和“上交不谄”。具体而言，就是不与贪腐同流，保持耿介的独立人格；决不放弃良知、信念和操守，而去谄媚上级，跑官要官。他把私欲与公器结合起来，提出了“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理念，将社会道德领域的主张推及政治领域。

　　他推崇秦汉以来的封驳制度，强调对公权力有效监督制约的必要性。在他设计的政改蓝图中，还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信条，类似于今天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明清鼎革之际，顾炎武作为一介书生，纵然是螳臂当车，他还是毅然亮剑，抗击清兵虎狼之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如此执着呢？

　　翻看顾炎武的《日知录》，在“正始”篇里，我们找到了答案：“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段话，被梁启超概括为八字成文的语型，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顾炎武的语境里，“天下”代表的是“天道”，是社会的公义、道德的良知、民族的灵魂，关乎文明的继承和延续，当然是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和承担的大问题。

　　明清之际，江南士子的抗清活动此起彼伏，满汉矛盾异常激烈。面对屠刀、鲜血和仇恨，顾炎武能够跳脱传统的“华夷之辨”，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将视野放大到“大中国”“大民族”这一“天下大义”的广阔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顾炎武对“爱国主义”的定义更加准确，对天下兴亡的责任感超越时空。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南宋诗人陆游虽然困顿、衰老，仍在关注着国家命运、民族未来，渴盼着“王师北定中原”、国家复归统一之日。郑成功、林则徐等更多的仁人志士，无不胸怀保天下的精神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顾炎武并非一个人在战斗。

　　“匹夫”并非蚍蜉，撼动大树不光需要勇气和力量，更需要智慧和个性。当一介匹夫真正具有了相当的知识储备、坚固的道德底线、求变的改革精神、鲜明的权利和责任意识，其赤子之心和羞恶之心都将迸发出来，形成爱国热忱的滚滚洪流。这也正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种境界，一种胸怀，一种气概，一种所有人都必须肩负的历史责任。然而，它的塑造和养成，更需要从我做起，抓早抓小。顾炎武以传奇的一生，树立了毁家纾难、保家卫国的担当标杆。他坚信，只要“天下”不亡，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就不会亡，民族复兴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