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是唐朝一位功绩卓著的政治家。他一生正直勤勉、尽心国政，为唐朝的兴盛做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在辅佐唐玄宗李隆基时，提出了著名的“十事要说”，从稳定政局、整顿官吏和改革财政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治国之策，为开创“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道：“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这里的“姚”说的就是姚崇。

　　姚崇是唐王朝的忠臣，更是一个头脑清醒、意志坚定、目光深邃的政治家。唐玄宗即位伊始急于选贤任能，有意拜姚崇为相。当玄宗召见他并征求治国理政的意见时，姚崇侃侃而谈。在他看来，朝廷要振兴，国家要繁荣，就必须革除那些多年积存下来的流弊，遂提出“十事要说”。这十条政治主张，条条切中时弊，有些直接指向朝廷甚至皇帝，如“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官”“虚怀纳谏”等。这些主张得到一心振兴大唐的玄宗应允。为相期间，姚崇尽心辅佐玄宗，大力整顿吏治，通过严格的考核、恢复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等制度，大大提升了朝廷的施政水平。

　　姚崇不尚空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善于抓住现实中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突出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治办法。唐朝佛教盛行，道教及其他宗教也相当活跃。上自皇亲国戚，下至豪绅富户，一些人打着宗教的幌子，私造寺庙，非法捞取好处，产生了许多社会弊病。按照唐制，凡出家人，即免除赋役。因此，很多富户强丁纷纷假意出家，朝廷财政收入大大缩减。对此，姚崇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他认为，对佛教的信仰，主要在于内心的虔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古往今来崇佛的帝王权贵虽多，并未见得就真的全部得到善终，只要心怀慈悲，一切为了普天之下的苍生考虑，为万民造福，就是符合了佛教的本意，何必假意向佛，反而破坏了佛法？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结果，将一万二千多名冒充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堵塞了国家赋税漏洞，打击了崇佛奢靡之风，增加了社会劳动力，于国于民，均为益举。

　　国家危急之时，姚崇以民利为重，坚持己见、耿直谏言。开元四年，山东蝗害成灾，庄稼大量被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认为蝗灾是上天对人事的警告，灭蝗则意味着与上天的意志作对。他们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劝说玄宗下诏捕杀蝗虫，安农除害。这一主张一经提出，立刻遭到举朝上下的反对。随后，姚崇再次上奏皇上，列举了很多实例，说明历次蝗灾皆因不思治理造成了可怕后果，并大胆进言：陛下好生恶杀，灭蝗之事就由姚崇一人全权负责好了。如有闪失，罪责也全部由我一人来承担。姚崇的耿耿忠心，最终使唐玄宗决定灭蝗救灾。由此为百姓除了大害，也使朝廷免遭一场大的经济损失。

　　唐玄宗开元九年，姚崇病逝。姚崇生前对厚葬之风极为反感，因此临终前立下遗嘱，告诫子孙不准大肆操办自己的丧事。同时要求子孙们去世时，也要坚持薄葬，以此永为家法。唐玄宗曾称赞姚崇说：“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意指姚崇为国之辅翮，其言行举止堪称世代之典范。

　　姚崇临终前，还留下了“崇实充实”的四字箴言，意思是说为政只有崇实，国库才能充实。纵观姚崇一生，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那就是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从问题着手，锐意改革，不辱使命。他的胆识、勇气和务实精神，即使今天看来，仍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