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调查显示，在一些党员干部眼中，只要领导的地方GDP上去了，就是好干部，多少贪点也不要紧。这样的观点背离了党对干部的要求，也背离了反腐败的价值目标，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容易误导干部群众，有必要正本清源、激浊扬清。本刊特约请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叶怀贯

　　浙江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

　　陈江龙

　　湖北省恩施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

　　辛鸣

　　中央党校教授

　　罗云峰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工作中总想贪点占点的人，归根到底是因为私欲

　　叶怀贯：才能突出的“落马”干部也曾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靠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干出过一番事业，但这都是在其没有私心杂念、一心干事创业的时候。而一旦思想滑坡、被私心左右，他们干出来的就可能是哗众取宠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半拉子工程”，季建业、万庆良、仇和等莫不如此。可见，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往往会变成“飞来疑是鹤，下处却寻鱼”：小者成“蝇”，侵害群众利益，导致党和政府形象受损；大者成“虎”，危害一方，搞坏当地政治生态，历史与现实的教训足以让人深思。

　　陈江龙：我在地州工作，这种贪点占点的现象更是不止一次见到。有的干部权力不大胃口大，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干部吃拿卡要，收红包、拿购物卡……如此种种“雁过拔毛”式的干部，都是私欲膨胀，工作成了他们敛财的手段。有的干部身居要职，承担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但为政缺“德”，嘴里说着“为民谋福祉”，心里却打着谋取私利的“小九九”，为追求显性政绩，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今年建、明年拆的现象屡见不鲜。其目的不是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是套上“光鲜的外衣”，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获利的是自己，受损的却是国家和人民，失去的更是党心和民心，你说这样的人能真正把工作干好吗？！

　　辛鸣：只要是领导岗位，客观上总意味着掌握一定的资源，具有一定的权力。如果不能出于公心，不能廉洁奉公、清廉为民，总想着贪点占点，手中握有的权力、掌有的资源就会异化为小群体的获利工具。这不仅不能把工作做好，还会伤及自身，更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前面两位对此已经分析很透彻了，党员干部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不能被假象蒙蔽眼睛，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罗云峰：现在当官成了“高危”职业，不要说主动以权谋私不行，而且还要处处防备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尤其是对于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来说，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稍一不慎就会成为“围猎”的对象。如果私心重，总想着贪点占点，更会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迷茫，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下动摇，在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前失节，直至破了“底线”、撞了“红线”，成为“落马者”。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贪点占点最终失去的是民心

　　叶怀贯：一名干部尽管干了些事情，但如果借机敛财、以权谋私，干部群众上访反映强烈，工作后遗症一大堆，惹得群众不高兴、不满意、不答应，这能算工作干得好吗？显然不能！我们必须看到，干事与干净是一致的，不是对立的。现在有的人之所以把工作干得好不好与廉洁自律、不贪拿挤占截然分开，就是错误地把干事与廉洁当成一对矛盾。实际上，能与廉在干事中互为表里、相互支撑。从古至今，既是能吏又是廉吏的官员数不胜数。远有诸葛亮、范仲淹的本事与本分，近有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共产党人的勤政与廉政。他们之所以广为后人传颂和学习，不就是把能干与廉洁完美结合在一起吗？

　　辛鸣：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工作干得好与不好需要全面评价，不能“一俊遮百丑”。不仅要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还要清廉干事，干净干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参加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真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就是对此类干部的充分肯定。现在之所以出现不少过去被视为很能干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被查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片面的政绩观、事业观也是不容忽视的。甚至有些人还美其名曰要算大账，贪点占点的人干了那么多大事，赚了那么多钱，他们捞个“仨瓜俩枣”算得了什么。殊不知，这种观念不仅害了党员干部本人，更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正所谓“白袍点墨”，再难说一尘不染。我们要明确党员干部的工作标准，把标准制定得严一些，制定得全面一些，这不但不是与党员干部过不去，而是爱护党员干部、保护党员干部。

　　陈江龙：我认为，当前宽容能干之人贪腐的心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地方，人民群众由于长期受贫困所扰，急于改变落后面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对一些干事有魄力、工作有能力的干部贪腐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是非与利害的选择面前，认为只要能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干部贪点占点无伤大雅、无可厚非。这种“畸形”的宽容心态助长了一些干部的歪风，使他们胆子越来越大，养成贪拿挤占的习惯，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罗云峰：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干部要坚持廉洁履职，勤勉履职，要健全督查问责机制，决不允许占着位子不干事。现实中，确实有些党员干部做事就要谈条件讲报酬，如果做多、做好而无好处，则消极怠工。“计利当计天下利”。党的干部作为人民公仆，必须竭尽所能做出更大业绩，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国家公职亦是竞争性的，并非铁饭碗。既然入职，则优能者上，庸劣者下；勤勉者上，懒政怠政者下。这些人应该知道，党员干部必须是能上能下的，并且是根据其工作能力和业绩而依法陟黜升降乃至罢免的。

　　认为“只要工作干得好，多少贪点没啥”的干部欠缺的是党性

　　叶怀贯：我们党的每一名干部都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每一份信任背后都是沉甸甸的责任。那些认为只要工作干得好、多少贪点也没啥的干部，辜负了这份信任，是党性修养不强、责任缺失的表现，更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在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今天，党员干部一旦忘记重托和责任，蝇营狗苟，因贪心而走上违纪违法道路，不管他们以前做过多少工作，取得多大成绩，都将“一失足成千古恨”，酿成“一为不善，众美皆亡”的悲剧。

　　辛鸣：党员干部应该牢记，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如何做到无愧于民，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现在我们经常用“获得感”这个词，这个词很好。党员领导干部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党员领导干部也是有“获得感”的。只不过此“获得感”非彼“获得感”。党员领导干部的“获得感”不是个人的享受，不是小圈子的私利，不是顺手牵羊、浑水摸鱼的贪占，而应该是也只能是责任的担当，是人民的幸福，是党和人民事业的成功。

　　陈江龙：为什么一些党员干部会产生“工作干得好，多少贪点也没啥”的思想偏差？归根到底是缺乏社会责任感。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党员干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坚力量，尤其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关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切不可在“金钱至上”理念的冲击下浮云遮眼、假装糊涂，更不能在从众心理的推动下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关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当前，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在这场输不起的斗争中，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政治定力，增强“四个意识”，在党中央持续释放“越来越严”信号的情况下，如果连基本的是非判断都把握不准，恐怕就不仅仅是缺少政治素养和道德良知的问题了。

　　德与才从来是密不可分的，对有才无德的干部怎么办？

　　陈江龙：我国对官员德的要求自古以来就是放在首要位置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德才兼备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原则。我们的事业需要有才的人，同时也拒绝无德的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强调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彰显了道德的极端重要性。作为党的干部，必须有高尚的道德操守和良好的道德形象，否则，纵然有经天纬地之才，也必不容于党的干部队伍。

　　叶怀贯：我认为，德和才，就好比是汽车的方向盘和发动机，方向盘掌握得好，汽车就能沿着正确方向行驶，否则就会误入歧途，而且发动机功率越大、破坏力越强。从古至今这样的教训不少，值得借鉴。不管是普通公民，还是党员干部，都必须尽早走出对“能吏”过度宽容的心理误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一贯要求。7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干部路线，为党的干部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70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的选人用人标准，结合新形势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贯穿其中、始终不变的，就是突出德的主导作用，强调以德为前提、基础和先决条件，确保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成为“好干部的增量”、“廉洁增量”，而不是“腐败增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坚守这个原则。

　　辛鸣：如果我们选用的领导干部是无“德”之人、缺“德”之才，不仅人民幸福难求，事业兴盛更无望。这些年来，小至群众身边的“苍蝇”，大到周永康、令计划之流的“老虎”，无不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害。反过来说真正有“德”之人，大“德”之才的干部不仅造福一方，更会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而为人民群众所铭记，为党员干部所景仰。领导干部的“德”不是抽象的，小而言之勤政廉政、敬业担当，大而言之信仰坚定、立场坚定。尤其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更要把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作为“大德”来突出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