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家风建设关乎党风、政风、民风。家风正则民风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家庭、重视家教、重视家风，要求领导干部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为弘扬传统美德，传承先辈家风，并从中汲取管党治党力量，我们开辟“红色家风”专栏，请党史专家、学者讲述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故事。

　　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学习周恩来廉洁齐家，严格过好“亲属关”，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像他那样，“做出一点表率来”

　　开国总理周恩来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把过“亲属关”看得很重要，他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在周恩来看来，亲属“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他正是在处理大家、小家各种关系问题上，坚持不搞特殊，不谋私利，讲原则，严要求，从而形成了廉洁清正的优良家风。

　　桑梓牵挂

　　周恩来对家乡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就曾无限感慨地说：“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然而，自从他12岁离开家乡一直到离世，终究没有实现这个心愿，只是在一次外出视察飞经淮安时，特意嘱咐专机机长在家乡上空盘旋了一圈，聊以慰藉他对桑梓的牵挂。战争年代，戎马倥偬，革命胜利了为什么不能回家乡看看？周恩来有着自己的担心：“现在不能回去，一回去就找麻烦，亲戚们全找来了，我满足不了他们。”

　　虽然周恩来没有回过淮安，但是家乡人民要为他重修祖居祖坟的消息却不断传来。1953年2月中旬，周恩来委托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干部王雨波转告淮安县政府“三点意见”，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于八婶的生活费，今后由“周恩来本人每月汇寄”，“再不要政府照顾了”；祖坟要平掉，遗骨“装入罐中深埋”，把土地交生产队使用；驸马巷的房子不准修，不准让人参观，更不准宣扬我出生的那间房子，凡已有住户者，不准让人搬家。

　　直到1956年底，对周恩来童年有监护之恩的八婶杨氏病逝于淮安，周恩来用自己的工资承担了她的医疗和丧葬等全部费用。有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邓颖超工资之和的百分之二十二用于资助亲属，包括赡养长辈、接济平辈、供养侄辈。正如邓颖超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的：“你们有困难，我们的工资可以帮助你们，毫不吝惜，但我们从来不利用工作职权来帮助你们解决什么问题，你们也不要有任何特权思想。”

　　十条家规

　　周恩来曾为亲属制定了详尽细致的“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总理代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尔辉是周恩来的侄儿，他的父亲是烈士。1952年，周尔辉被伯伯接到北京抚养，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61年，周尔辉与淮安一位普通的小学教师结婚，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为他们举办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为解决婚后两地分居问题，钢铁学院帮助周尔辉的爱人办理了由淮安到北京的调动手续。周恩来得知后，批评他们说：“这几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你们作为总理亲属，要带头执行，不能搞特殊化。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只能调到北京？而不能调到外地去？”于是，周尔辉和爱人听从伯伯的建议，放弃已办好的手续，一起回到淮安工作。

　　周秉建是周恩来的侄女，1968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去内蒙古插队。那一年，她刚满15岁，临行前，周恩来亲切地嘱咐她扎根大草原，虚心向牧民学习，搞好民族团结。两年后，周秉建在当地应征入伍。当她在北京军区参加完新兵集训，穿着一身戎装走进西花厅时，周恩来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不能脱下军装，重新回到内蒙古草原？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天地广阔吗？”周秉建急忙解释自己参军不是走了后门，而是通过了体检政审的正常手续。周恩来摇摇头，严肃地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回到部队的当天，周秉建流着泪向部队领导写了离队申请，在伯伯的督促下，重新回到了大草原，直接住进了牧民的蒙古包。

　　严守纪律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知心伴侣。他们奉行“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的“八互”原则，风雨兼程，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堪称恩爱夫妻的典范。即便是对于这样一位感情深笃的妻子，周恩来仍然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严格保守党的机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去南昌领导武装起义。7月19日晚饭前后，周恩来才把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的消息告诉邓颖超。至于去干啥，待多久，周恩来什么也没有讲，邓颖超也没有多问。两个人在相对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尽管谁也不知道这一别何时才能相见，还能否再见。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亲自主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工作。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还特别强调：“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而邓颖超直到在报纸上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才知道此事。

　　周恩来办公室和保险柜的两把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他才会郑重地将钥匙交给邓颖超保管。而等到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从邓颖超那里要回钥匙。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学习周恩来廉洁齐家，严格过好“亲属关”，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像他那样，“做出一点表率来”。□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