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解释《大学》八条目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格物”“致知”是“梦觉关”，“诚意”“正心”是“善恶关”。也就是说不去格物、致知，那么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可能处在睡梦当中，把自己主观对世界的想象当成世界客观真实的状态；不去诚意、正心，则不能做一个符合基本道德要求的人，不能够提升人之为人的精神境界。对人的修养来说，格物、致知更偏向认识论，而诚意、正心则更加偏向人的内在道德意识的锻炼。

　　那么，什么是诚意呢？按照理学家的解释，“意”是心之所发，也就是我们人的思虑、念头。诚意，就是让我们的念头做到“实”，符合善的标准，而且做到“不自欺”。

　　慎独而意诚，时刻以道义要求自己

　　有的人并不是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好的，但是会去做善的事儿，而有时人会出于私意不去做善的事儿，所以《大学》要求人要在意念上“实用其力”，当念头产生之后，要努力地把意念变为“诚”的状态。如果发现自己的想法不合于善，还要给自己的行动找理由，为自己开脱，在《大学》看来这就叫作“自欺”。“诚意”的功夫要求即使是一个微小的念头，我们也要谨慎对待、分辨善恶。

　　在朱熹看来，一个人如果闻到臭味，一定会发自本心地厌恶，看到美色一定会发自本心地喜爱。“恶恶臭，好好色”是人最自然的反映，面对恶臭和美色，内心所产生的想法不会有半分虚假，如果能在道德实践中做到不违背、不欺骗自己明善的心，自觉地按照善去行动，也就做到了“诚意”。

　　因此，“诚意”最重要的要求是“慎独”。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各种纪律性的约束，在这些外在的强力约束面前，人的私意往往不容易表现出来。而一旦把人放置在一个没有了监督的环境中，人心的自我监管可能就会放松，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恣意妄为。

　　杨震是东汉著名的清官。当他调任东莱太守之际，曾经举荐过的一个官员王密带了十斤黄金来拜访他。杨震当场表示拒收。王密对他说：“这事儿不会有人知道。”杨震却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说无知？”当时只有杨震、王密两人，杨震收下钱也不会留下什么证据，如果这时候杨震意稍有不诚，被黄金诱惑，那么也就不会有世人所称颂的“关西孔子杨伯起”了。而杨震所讲的“四知”恰是在强调，人对自己的意识是最为清楚的，人怎能做了亏心事还要自我欺骗呢？

　　而要做到诚意、慎独，就要做到“心中有主”，时时刻刻用道义要求自己。《论语》中曾参讲“吾日三省吾身”，意思是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要每天从多个方面进行自我检讨。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也需要做到每日三省吾身，用党规党纪来检查自己的日常行为，时时提醒自己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刘少奇曾撰文指出，一个认真进行道德修养的共产党员，“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他的工作经得起检查，绝不害怕别人去检查。他不畏惧别人的批评，同时他也能够勇敢地诚恳地批评别人。” 刘少奇同志的论断，明确地将“慎独”与党员的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如何做到“事无不可对人言”？那就要自己的想法、念头没有私心杂念，做到“此心光明”，每一个想法都做到合于善。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讲，什么是我们的想法需要合的“善”呢？那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党的根本利益，能够时时刻刻以此审视自我的想法，是党员干部“诚意”的基本要求。

　　真正的“诚意”功夫需修身以严、为民谋实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员干部“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那么党员干部如何能切实做到“三严三实”呢？意识上的修养要求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仅仅只在表面上注重强调“严”与“实”，就会流于“虚”，只有在意识深处认识到“三严三实”的必要性，在意识上严格自我要求，才能做到真的“严”，在想法上做到诚心诚意为群众着想，才能做到真的“实”。

　　朱熹是著名的思想家，但他并不只是嘴上讲道理而已，他为官只有7年时间，却每到一个地方都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精神要求自己，把百姓当成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同胞，万物当成自己的同类，爱人爱物。

　　南宋淳熙六年，他在南康为官即将离任之际，有人纵马踏死一个小孩，朱熹马上将此人抓捕，并要求下属严加审问。下属官员敷衍了事，不对此人处理，朱熹发现后马上将负责的官吏和犯人一起押来审问。有人质疑朱熹处理得太严，可朱熹说做官就是要维护国家法度，保护百姓利益，如果对违法之人不加严惩，就是对良善群众的伤害。直至把此事处理完毕，朱熹才跟后任官员办理交割。当众人送别朱熹时，他向众人讲解了北宋理学家张载的《西铭》，在他看来，为官之人，不能只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而应该在认识深处，把穷苦残疾、无依无靠的人当成自己受苦的兄弟，时刻想着他们的饥寒，而不能因自己的私意有所懈怠、有所偏倚。朱熹受到后人的尊重，不仅仅是因为思想上的成就，也因为他本人修身之严、为民谋实，他在地方所创立的社仓直到清代还发挥着赈济乡里的作用。

　　《大学》讲“诚于中，形于外”，认为人的身心是一元的，内心所想一定会表现为外在的身体形态、语言形态。一个党员干部，只是嘴上讲群众的利益，而没有在内心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一定会在为群众办事时出现懈怠；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得失，在乎自己的面子，那么最终只会“自欺欺人”。

　　清代诗人郑板桥有诗言：“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不管自己的官是大是小，都要时时刻刻关注人民的疾苦，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都联系着为官者的情感。也只有做到“一枝一叶总关情”，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做到了对百姓“实心实意”，才是党员领导干部真正的“诚意”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