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公家的事，自己被处理，太冤了”，尽管有些人为自己抱屈，但作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老司长，宋娟却认为，没有这次的深刻教训，还不会把违规使用会议经费“当回事儿”，下一个“出大问题”的人恐怕就是自己了。

　　像这样受到处理、处分还感谢组织的现象，在人社部最近开展的会议费专项治理和纪律审查中经常出现。

　　去年11月起，针对违规使用会议费问题，人社部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治理。而给这项看起来平常的工作带来意想不到效果的，是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探索实践。“不仅挖出了‘极极少数’的‘蛀虫’，挽救了已经触碰纪律红线的‘极少数’和‘少数’，而且成为对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有力强化了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驻人社部纪检组组长耿文清说。

　　为什么要拿会议费问题开刀？

　　——抓住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为“用纪律管住大多数”的切入点

　　这似乎是一个偶然发现的问题。

　　2015年9月，一封举报信寄到了驻部纪检组，反映人社部失业保险司原司长左春文、该司失业调控处原调研员兼副处长李燕虹，以开会名义套取资金进行高消费或提现。

　　需要层层审批、道道把关才能报销的会议费，能有多大的事？但是，调查结果令许多人大吃一惊：仅在2010年9月至2012年9月三年中，左、李二人6次编造会议，套取财政资金44.4万元用于宴请相关单位人员、购买赠送礼品、土特产或据为己有。2013年7月，又顶风违纪，编造1个会议贪污公款9万元。

　　如果说，十八大前，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当时财务管理不规范有关。那么，十八大后，面对中央正风反腐高压态势，在人社部党组三令五申的严格要求下，为什么左春文等人还能“畅行无阻”？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偶然之中有必然——

　　和许多机关单位一样，违规使用会议费问题，在人社部也并不新鲜。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前，多列参会人员数量提高食宿标准、留存会议费尾款用于其他公务开支，等等，在许多人眼里，这些问题根本不是“事儿”。

　　人社部直属机关单位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丽军告诉记者，她原来负责的司也存在这个问题。因此，她很清楚问题的由来。一方面大家以口袋划线，认为只要不把公款装进自己的腰包，就不违法，也就没什么关系。另一方面，以随大流而心安，认为大家都在做，自然“法不责众”。“正因为这样，违规使用会议费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秘密，有的司局甚至还私下交流经验做法”，她说。

　　既然是半公开的秘密，为什么相关部门却不管呢？

　　一位在人社部机关工作多年的局级干部告诉记者，事实上，审计年年都会发现这个问题，每次党组也都严厉责令整改，但最终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因没有实行责任追究，有此类问题的单位负责人没有受到任何纪律惩戒而轻松过关，从而使侥幸心理滋生膨胀，制度、纪律在一些人眼里成为稻草人、软约束。于是，几年来违规使用会议费问题年年都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在“屡犯普遍”“习以为常”中，违规使用会议费问题成为产生违纪问题甚至违法行为的祸根。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同时，强调要用纪律管住大多数，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2015年，人社部党组下定决心，彻底清理违规使用会议费问题，将其作为用纪律管住大多数的切入点。在严肃查处左春文等人严重违纪案的同时，11月3日，部党组下发通知，各单位必须在10个工作日时间内，对近三年的会议费使用情况进行自查，并形成报告报送驻部纪检组。

　　刘丽军告诉记者，事实上，左春文等人的严重违纪案，已经使存在这一问题的单位和个人感到了压力。因此，尽管通知明确，对于各单位报告的自查结果，驻部纪检组监察局只进行审查认定，不进行核查，但大家都把自查当作向组织说清楚，让这件事彻底“翻篇”的一个机会，态度积极认真，有的司“把5年上百次会议记录翻了出来，一笔一笔地核对、查实”。

　　如何确保对问题的处理都产生“正效应”？

　　——实践“四种形态”要体现“惩是为了治”的目的

　　尽管对情况有着充分估计，但是，11月18日，当53个单位自查报告摆在桌上时，耿文清仍然“吃了一惊”：存在违规使用经费问题的部属单位竟达46个，涉及会议481个！

　　在这些问题中，大问题不多、小问题不少。大问题，是指在自查中发现的严重违纪案，比如，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一名处长和一名副处长编造会议名目，套取经费21.2万元。小问题则是指留存会议费尾款，多报参会人员、会议天数，用会议费购买纪念品、礼品、组织参观旅游等“习惯做法”。

　　问题摆出来了，但如何处理成为一道难题。多年从事纪检工作的耿文清说，对于“大问题”，他们不犯难，真正让人头疼的是这些“小问题”。处理时如果不能把纪律、制度立起来、严起来，就会造成雨过地皮湿，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使专项治理效果大打折扣，不能起到警醒、教育的目的。但如果“一刀切”，则又过于粗糙简单，会产生负效应。如何拿捏好度，精准处理这些同类却不同程度的问题，的确让人费心思。

　　踌躇不定时，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提出为他们打开了思路。在耿文清看来，“四种形态”覆盖了所有的违纪情况，且各种形态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违纪轻重和处置层次之分，体现了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要求，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也是指导实践的方法论。

　　根据“四种形态”的要求，人社部对问题的认定处理上，按照问题的性质、情节提出四个“不一样”，即十八大前后不一样，“群众”“领导”不一样，违规数额大小不一样，违规次数多少不一样——

　　左春文涉案金额巨大，且与涉案人员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其他3名涉及人员也分别被给予严肃处理。对该司涉案的3名副司级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对涉案的部内其他单位4名负责人分别进行诫勉谈话和批评教育。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一名处长和一名副处长本应给予从重处理，鉴于他们能够主动、如实交代问题积极退赔违纪款项，写出深刻检查，改错态度好，给予该处长留党察看两年和行政撤职处分，降为科员；给予该副处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副处长职务。

　　对于3个单位存在编造会议套取公款、多列参会人员，十八大以后仍然多次会议费超标且数额较大等问题，本应从重处理，鉴于能够认真自查、如实报告，由驻部纪检组对主要负责人给予诫勉谈话。

　　对41个超标准召开会议、多报会议费提高食宿标准、购买土特产等问题，本应追究相关责任，但鉴于问题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十八大前，涉及金额不大，未用于个人消费，由党组分管领导对其单位及时任主要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

　　在问题通报中，记者发现一个高频出现的关键词“本应”。耿文清解释说，惩是为了治，专项治理的目的是推动加强对党员干部日常管理监督，尤其是唤醒、增强党员干部的党规党纪意识，使其能坚守底线，自觉远离红线。归根结底是为了教育、保护干部。因此，除了严格依据纪律规定和基本事实，认错态度也是重点考虑的因素。对“本应”按相关纪律规定处理的问题，只要能主动全面自查并如实报告、积极整改的，都会在党纪政纪和政策范围内给予最大限度的从轻处理。

　　“好干部”被处分，冤不冤？

　　——以纪律的严管体现组织的厚爱

　　由于原来负责的调解仲裁管理司存在违规使用会议费问题，宋娟在这次专项治理中被诫勉谈话。她坦率地说，起初，心里确实也觉得委屈。

　　她告诉记者，他们违规使用会议费大多是不得已。比如，有时需要照顾老同志住单间，多出的费用只能靠多报参会人数、会议天数等“变通”方式解决；有的会议规模大，需要更多公务用车，但车的费用没法报销，也得靠“变通”。“变通也是为了干好工作，怎么反而被处理了？”随着专项治理活动的推进，当她看到一些“好干部”正是从“变通”滑向违纪违法泥沼时，开始为自己这次“被处理”感到庆幸。

　　要说“好干部”，一位受处分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处长也曾经是。她不但是部里的业务骨干，而且因工作业绩突出，2014年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但是，谁曾想到，这样一个“品行端正、工作能力强”的好干部，却栽在了会议费上。

　　谈及此事，事业管理司司长魏卓觉得“非常愧疚”。在这次专项治理活动中，作为受处分处长的顶头上司，他因为对所在单位两名处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成为人社部因为主体责任落实不力被问责的第一人。

　　“对这个处分我不但不感到冤枉，反而觉得来得太迟了”，他感慨地对记者说，其实在两年前，审计就发现他们司存在留存2万元会议尾款的问题，“那时，如果从严治党的氛围浓些，严格管理的压力大些，我也会板起脸来，严肃处理这个问题，哪怕只是严厉批评，都不会让他们滑到这一步。但当时我们都被依次‘放一马’轻松过关。而事实证明，‘放一马’的结果必然是养痈遗患。”

　　非但是这起严重违纪案，梳理专项治理中所有的问题，都会发现“小问题”变大的清晰轨迹：“变通”会议费用于公务——将会议费用于小集体吃喝、公款接待——将会议费用于家人、朋友消费——贪污会议费。耿文清说，这再次说明，小问题拖不得，“‘四种形态’就是通过运用纪律处分和问责措施，加强事前防范、小事纠正，通过抓早抓小适时‘敲打’，将那些尚未发病和病情尚不严重的‘患者’医治在成病之初。就如同为防备好干部坠落深渊而设立的四道关卡、四道防护网，是以纪律的严管体现组织的厚爱。”

　　阶段性的专项治理何以具有了长远意义？

　　——推动各级党组织把“四种形态”运用到对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监督管理中

　　截至目前，对在会议费使用中存在的管理漏洞，46个单位已全部整改到位，追回上交留存在宾馆、酒店的会议费尾款12.4万元，退赔用于个人消费的会议费16万余元。

　　可以说，专项治理活动有效实现了“减存量、遏增量”的目标。但是，人社部副部长孔昌生却认为，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他说，专项治理为运用“四种形态”提供了契机和切入点。在这次活动中，党员干部尤其是各单位一把手的纪律意识得到强化，有力推动了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的落实，使实践“四种形态”渗透、贯穿到干部的日常教育监督管理中，从“结果惩治”迈向“过程监管”，“这才是一篇大文章。”

　　对此，魏卓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当组织就所在单位人员违规使用会议费问题找他谈话之前，他对他们套取会议费的事全然不知。可从会议审批到经费报销，自己都是签了字的，可见签字的时候根本就没尽到审核把关职责。究其原因，就是自己抓党建、抓纪律的意识严重欠缺，总认为这些都是纪委、纪检组的事，在工作中更多关注的是业务。这样，下属只要业务好，“一白遮百丑”，就不会深究他们的纪律问题。

　　“管人就要管思想，抓业务更要抓党建”，他说，通过这次深刻教训，才真正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整改时，他们不但重新梳理了会议审批和报销程序，而且规定，从今年开始，在每周的业务例会上，要同时组织学习《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在内的党规党纪，真正把党员意识、纪律意识树立起来。

　　专项治理改变的不只是魏卓。耿文清说，拿学习中央纪委全会精神来说，以前大多数司长也就是表表态，组织学习“一遍过”，但这次，许多司局都主动邀请纪检组的同志去为他们作解读、上廉政党课，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将纪律和业务打捆部署，如何将“四种形态”运用到日常工作中，针对具体问题、突出问题，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违规使用会议费作为显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当前更重要的是举一反三，发现尚未暴露的隐性问题，”失业保险司的新任司长桂桢告诉记者，眼下，他们正在系统梳理业务流程，查找各个环节中的廉政风险点，“一定要把它们管控好，决不让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