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腐败亚文化的存在，既有公众对腐败“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心理困境，也有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影响，还有推进法治建设进程中“营养不良”等因素。其滋生蔓延的恶果是扩大了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降低腐败的道德羞耻感，危及社会的公平正义，亟须大力整治，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蔓延的土壤。围绕此话题，本刊特约部分领导干部、专家学者进行了讨论。

　　柳林  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车延高  湖北省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许燕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邓联繁　湖南省廉洁学与巡视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对待腐败亚文化，应辨症施治

　　记者：中医有一个重要理念叫辨症施治，它既关注病症本身，更关注引发疾病的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还注意同一疾病不同阶段的不同症状，用不同的方法治理病症。对待腐败亚文化，我们是否也应辨症施治、因病施策？

　　车延高：腐败亚文化作为一种病态文化，外观其症，至少有三种表现：首先它是一种杂症，究其成因，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糟粕中“官本位”、特权思想等“内毒”作祟，也有西方利己主义思想“外寒”侵蚀，其病因病灶较为复杂；其次它是一种重症，既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手握权柄者，也有对腐败形成“双重人格”的社会公众，他们事不关己时渴望清正廉明，对别人搞腐败义愤填膺，涉及个人利益时，却认为是情有可原，自当网开一面；再次它是一种顽症，有着积习甚深的文化基因，而且与各时期政治生态关联紧密，即使一个时期强行斩断，后期也极易反复。

　　强世功：对待腐败亚文化，必须置于中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来思考。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转型期，即从小农社会转向工商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从人情社会转向规则社会，从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这个大转型不仅是利益格局的大转型，也是价值观念的大转型。腐败亚文化就是在这种大转型背景下蔓延的。如基于熟人社会的狭隘人情观往往把为亲戚、熟人和朋友违规办事走后门看作是有“人情味”，而把公私分明照章办事看作是“六亲不认”。另外，社会大转型还意味着规则处于不稳定易变化的脆弱状态，当脆弱的规则面对巨大利益诱惑时，一些人铤而走险也就不足为怪了。

　　柳林：腐败亚文化的存在还反映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如，我们是一个长期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小农意识沉淀于人们的基因中，时常左右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尤其在反腐败斗争中更易折射出这一固有陋习：一方面，渴望自己能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腐败中获利；另一方面，又对别人的贪腐现象深恶痛绝，希望其他人都规规矩矩，这些人支持反腐并非出自对正义的信念，而是因为没有享受到可以腐败的特权。

　　许燕:心理学研究发现，当公众对一个国家腐败程度的感知越高时，对政府的信任度就会越低，进而导致公众违规行为的增加。因为当公众认为社会上腐败成风时，对于政府能够按照正常的法律渠道办事的预期就会下降，从而可能更多地选择通过违规行为来办事，无权就送礼，有权就受贿，反正法不责众，进而形成腐败亚文化。腐败亚文化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它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只不过在各国的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整治腐败亚文化，要打好组合拳

　　记者：“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整治腐败亚文化，首先应从执政党的党风抓起，打好组合拳，对一些潜规则坚决说不，扼住腐败亚文化的“七寸”。可否从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方面谈点看法？

　　车延高：治理腐败亚文化，关键要实现党风与民风的良性互动，将党的作风建设、价值观念和优良传统与社会层面的倡导行动结合起来，促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从整肃党内风纪向社会风气治理延伸。要以党风带民风、以民风促党风，充分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正能量，深入挖掘家风、社风中的有益元素，推动主流文化作品的原创，培育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风气，使党内反腐获得更强社会认同，共同推动腐败亚文化的治理。

　　强世功：整治腐败亚文化，要巩固和发扬公私分明的廉洁文化。在现代社会，公私划分的界限是法律、规则和规矩，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现代法治手段来巩固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公私分明的廉洁文化，一切按法律、规则和规矩来办理。这样既可避免不切实际的高调主张，更可避免将人情、私情庸俗化、腐败化。

　　许燕:腐败亚文化中的一种典型形式是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滋润”下，形形色色的关系网成为各种腐败问题的链接与枢纽，大大提升了腐败的运行效率。一项关于腐败者心理链接效应的研究显示，腐败者与保护伞之间具有心理链接效应，当腐败者头上有保护伞时，会更猖獗地实施腐败行为。严肃查处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违纪行为，以刚性的纪律和优良的党风割断腐败亚文化传播的脐带，特别是阻断各种关系网中的社会“心理绑架”，有利于建立公正有序的社会关系网络。

　　把治理腐败亚文化当成系统工程来抓

　　记者：治理腐败亚文化，需要从更高层面、更广视野对一个时期的党风政风、国家法治、社会层面进行系统设计，进一步拓展主流文化的认同、传播路径。这样做能否使其内化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车延高：要从对党员干部固本培元入手，强化理想信念、宗旨观念教育，强化党章意识、党规意识教育，注重挖掘传统历史文化、革命历史文化中的廉洁文化予以弘扬，持续传播正能量，运用传统载体和现代媒介，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逐日浸染。要刚性执纪，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旗帜鲜明地向“苍蝇式”腐败说不，以铁腕执纪的力度彰显制度的刚性和党的价值取向。要应时“立规”，与时俱进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注重将一些新的腐败现象纳入治理，用党纪党规对于文化变异行为进行规制。

　　许燕:针对腐败亚文化的治理，要转变公众的社会规范观念。依据社会规范焦点理论，人们依据不同的社会规范观念会对腐败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持有描述性社会规范的个体认为别人都在腐败，“无官不贪”的观念更易产生腐败感染行为；持有命令性社会规范的个体会按照道德、法律或价值观规定的行为规范要求自己。有效的治理措施就是将描述性社会规范转化为命令性社会规范，这种文化信念的建立有助于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同时，对腐败行为的严惩可以激活“不能腐”的命令性社会规范，进而对个体腐败行为产生强大制约。

　　柳林：治理腐败亚文化，根本还在于发展。以香港为例，进入20世纪60年代，香港制造业异军突起，带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港府有了完善公共服务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力和基础，并围绕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腐败等深层次社会问题，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综合治理。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香港进入整体城市化，人们开始享有了养老、医疗、教育等较健全的社会保障，摆脱了为生存而挣扎的状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香港在大刀阔斧的治理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腐败现象，还是腐败亚文化现象，其存在的原因更多是受历史发展的局限，治理腐败亚文化，根本还是要发展。

　　邓联繁：一方面，正风反腐必须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加大治本力度，强化不能腐、不想腐。要将明规矩与硬纪律挺在前面，加强和改进党务、政务等各方面的信息公开，让腐败亚文化无处可藏、无用武之地。

　　强世功：铲除滋生腐败的亚文化，关键在于培养滋养廉洁的新文化。在这项系统工程中，核心在于紧紧抓住党的领导干部这个群体，要注重从德治和礼治入手，把理想信念与党内政治规矩有机结合起来，把个人道德修身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结合起来，把领导干部的个人修身齐家问题、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问题和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天下”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培养出滋养廉洁的新文化，最终赢得反腐败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铲除腐败亚文化，谁也不能置身事外

　　记者：二战时有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牧师写了一首著名的诗，讽刺社会对纳粹主义的沉默：“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对待腐败亚文化也应借鉴，如果大家都不发声、不制止，甚至甘当腐败亚文化的拥趸，那每一个人都可能在这种文化浸润下既侵害别人，也被别人侵害。请问对此现象有何见解？

　　车延高：面对腐败亚文化，社会所有成员既要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又要知行合一，坚决反对不正之风，把腐败从有人爱吃的“臭豆腐”，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鼠”。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就会形成推动社会风清气正的强大力量。相反，一事当前，立刻想到自己能否从中获取什么好处，或者能找什么人“搞定”；面对一些请客送礼等不良现象和风气，不是站出来抵制，而是退避三舍明哲保身，甚至推波助澜乐此不疲……那么铲除腐败亚文化必将成为一句空话。

　　邓联繁：铲除腐败亚文化需要人人动手。首先，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更新观念，把廉洁作为从政底线，按照廉洁从政的要求，管好自己和家属，带好队伍。其次，社会公众人物也要严格自律，在廉洁社会建设中多发声、多出力，多贡献廉洁正能量。最后，全体社会成员都要树立以廉为荣、以腐为耻的观念，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亲近廉洁，远离腐败。

　　许燕: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是决定腐败能否长期繁衍的重要文化因素。心理学研究发现，对腐败的道德许可影响了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党员干部对自身腐败行为的道德许可主要是以政绩换取腐败行为，认为功可抵贪，觉得自己有腐败的资本。公众对党员干部腐败的道德许可也是源于其政绩而容忍其腐败行为，由此形成了容忍腐败的社会土壤。这种错误的道德许可，会将腐败行为合理化、常态化，由此走后门、拉关系，搭便车，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就会日益流行。无论是铲除腐败现象，还是治理腐败亚文化，社会所有成员都要纠正错误的道德许可，做到对腐败零容忍。

　　根治腐败亚文化，需久久为功

　　记者：“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根治腐败亚文化现象，需要一个“抽丝剥茧”的长期过程，必须下足谋一时更谋百世的功夫。可否就此问题谈些看法？

　　柳林：一要踩着不变的步伐继续正风反腐，保持震慑，扩大不敢腐的效果，以此打破奉行潜规则必定得好处的定律。二要加强宣传引导，让全社会都能意识到，腐败滋生蔓延的原因不都是体制机制问题，更要关注根植于我们文化土壤里的思想基础，从自身查找原因，并自觉加强品行修养，提高思想境界，逐步消除功利主义和小农意识的侵蚀。三要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使更多的人能尽早享受到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基本保障，实现发展阶段的新跨越。

　　车延高：根治腐败亚文化，要咬住不放、一寸不让，反复抓、抓反复。把廉洁文化建设纳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国家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之中，做好充分的思想、制度、力量准备，长远布局，统筹谋划，使破除腐败亚文化的战斗能够得到不同方面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撑，真正做到驰而不息、久久为功。

　　强世功：根治腐败亚文化，不仅要从严厉打击贪腐入手，更要从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入手。针对每个行业的具体社会功能和社会角色的定位，解决其思想价值观念和职业伦理操守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根治形形色色的腐败亚文化。

　　许燕:根治腐败亚文化需要长效机制的引入。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消除“反腐运动论”、“反腐权谋论”等负面社会文化表征，这种社会文化表征产生于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感受，作为群体共享观念，是群体成员交流和沟通的基础，也影响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对反腐社会表征偏差的矫正被视为保证反腐败斗争正面效果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是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价值观教育，特别是加强党性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思想上杜绝腐败亚文化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