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的“三纲领”中，“止于至善”居于最后，它是对“明明德”“亲民”的最高要求，是道德修为的至高境界。

　　什么是“至善”？什么又是“止于至善”呢？倘若把“至善”直接说成是“最高的善”，有些空洞玄虚，让人无法把握。朱熹曾解释，“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每一件事儿、每一个东西都有确定的客观的法则或道理，“至善”就是这事事物物的定理。

　　做事把握分寸，追求恰到好处

　　有了“至善”，“明明德”“亲民”并非高悬于九天之外，而是蕴含在我们的言行举止当中。也就是说，“至善”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儿都有的那个恰到好处的点，而“止于至善”就是能够在每个具体实践中做到“恰到好处”。做个比喻，我们做事儿就好比射箭，箭有箭靶，“至善”就是靶心，“止于至善”就是射中靶心。既然凡事要以射中“靶心”为佳，那我们就需要把握好分寸，做事追求恰到好处，否则就会过犹不及。

　　比如，做子女的对待父母要做到孝，孝就是子女的至善。这个孝并不是抽象的一个字，它包括很多具体的行为和方式，做子女的要努力知道哪些行为是恰当的合乎孝的行为。父母生病不为父母求医问药就是不孝，但如果相信某些迷信的说法，割掉大腿上的肉给父母当药吃，就是愚孝，就是过犹不及。又如，黄香是古代孝子的典范，他在九岁的时候，就知道在炎热的夏季为父母搭蚊帐、扇扇子，冬天则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父母的被窝，让父母睡得更好。“黄香温席”的故事常被拿来教育世人对父母要贴心，但如果今天听了黄香的故事就完全照搬，则是泥古，不懂得时代的变换。只有把握孝道的精神实质，结合今天具体的生活情境，才能说在这件事儿上做到了“至善”。

　　由此可知，“至善”追求的是知行合一，而非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大学》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只有我们知道了至善所在，我们的心志才会有定向；心定了，做事才会保持内心的平静；只有内心平静，才能做事做到心安；而只有心安才能够处事精详；处事精详才能在实践中切实做到“恰到好处”。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做到实事求是，心平气和，踏踏实实地做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至善”。

　　坚定信念，笃实行动

　　“至善”还要求我们一方面坚定信念、立下志向，另一方面笃实去做、保持力度、善作善成，这些内容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坚韧的耐力才能做到。《论语》中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冉求跟孔子讲：“我不是不欣赏老师您讲的道理，只是我的力量做不到。”孔子听后回答道：“力量不够的人，努力做到一半暂时停下休息，而你现在是自己给自己划下界限不再前进。”

　　孔子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一旦人们知道了什么是“至善之道”，就不要在主观上自我“画地为牢”，而应该努力地朝着目标去做。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像冉求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有一些人知道什么是好的事儿，知道怎么做有益于自己的道德修养、有益于集体的利益，但他们就是出于一己私利，给自己找各种理由不去做，这样的人永远也达不到“至善”。

　　冉求在孔子的弟子中属于聪明人，最后却没有继承孔子的事业，真正继承孔子衣钵的反而是弟子当中一个著名的“笨人”——曾参。《论语》当中言“参也鲁”，意思是说曾参反应迟钝、先天资质不太好，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却被宋代的一些理学家公认为《大学》的作者、传承了孔子的学问。曾子的成就就是靠着“坚定信念”“笃实行动”。《论语》中记载曾子每日三省其身，按照老师教导的道理认真反省自己一天的行为，始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做事力求“忠恕”贯之，一生朝着儒家所讲求的“至善”努力实践。

　　历史上像曾子这样的“笨人”最终取得大成就的不在少数。曾国藩资质绝非上佳，但自从30岁立下“学作圣人”之志后，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正如他在给弟弟们的家信中写下的：“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始终强调“有恒”，每日认真书写日记，细细对照检查一天的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要求的，就甄别出来，深刻反省。在有关曾国藩的史料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反而有较多因为生活困窘为利心所扰，导致曾国藩不断的自我批评。以至于梁启超称赞曾国藩，言其一生“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

　　历史上有聪慧资质而最终无所成就的人不在少数，这些人不是不知道什么是至善，不是没有立过志，但却很少能坚持下来。而另一些人资质上佳，却不肯像曾子、曾国藩那样“恒久实行”，终其一生毫无作为。

　　《荀子·劝学》言：“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千里马跨越一次也超不过十步，劣马拉车坚持走十天也能走很远，究其原因就在于锲而不舍。我们不能因底子好就沾沾自喜，也不必因资质平庸就自暴自弃。“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没有恒久的品德，终究达不到至善的境界，反而可能受到羞辱。只有用心专一、笃行不倦，才能知至善之所在，积善成德，最终达到道德修为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