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以来，对于为官者，清廉都是一条标准。

　　在古代，“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对应的是“家贫清史在，身老白云深”。前者，是当时的民谚，是对贪官愤怒的写真；后者，是海瑞的名诗，是清廉警醒的自律。在海瑞的眼里，清廉和清白是放在一起的，清廉是为官的政治标准，清白是做人的道德标准。所以，后世者，烈士方志敏有“清贫”之说，作家张承志有“清洁的精神”之说，都将其上升到精神的层面。

　　只是，如今这些古训、这种精神，被一些贪婪之人无所畏惧地抛掷了。欲壑难平，早已经突破十万雪花银的标准。

　　我们不必为清廉再定义和正名，只需重新温习历史，重新寻找那些清廉的榜样，便可以将这面精神大旗高高扬起，既为廉政，也为良心，既为自己，也为百姓。

　　作为清廉之官的典型，包拯历来为世人所称道并景仰。他任广东端州知州的时候，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传为佳话。端州出端砚，自古有名，是向皇帝进贡的贡品。包拯任端州知州，其中的一项任务，便是向民间征收上品端砚，进贡皇帝。在包拯前后任职端州的官僚，没有一个不是借此机会中饱私囊。他们贪端砚为己有的方法，几乎一致，便是大笔一挥将进贡的数目扩大几十倍，然后将余下的端砚，不是据为己有，就是用来贿赂上级官员和朝中权贵，让端砚成为自己升迁的敲门砖和润滑剂。而包拯在任期间，命令匠人只做好进贡数量的端砚之后，不得再做新的端砚。包拯离任的时候，也没有带走一方端砚。

　　包拯在意的，是行为不端可能导致的声名和良心受到损害。而对那些利欲熏心之人来说，不要说是区区一方端砚了，就是再名贵的物品，再多的钱财，也敢伸手，更敢毫无愧疚地揣入自己的口袋中。不是人心不古，而是这些人“气血两亏”，缺少了包拯这样的凛然正气，是这些人唯利是图，眼睛“近视”，将端砚量化为金钱的数目，转化为仕途上的筹码。在价值系统的天平上，差距就这样被拉开得如此悬殊。

　　曾国藩曾是朝廷重臣，也是清廉为官的典型。他在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淮盐和端砚一样，也很出名，是当地获取经济利益的来源之一。曾国藩在任时，亲自创立了两淮盐票，这种盐票的面值是200两银子，但利息很高，一年下来，可以赚三四千两银子的可观利息。后来，盐票水涨船高，从每张200两银子涨到20000两银子。当时，谁的家里只要有一张这样的两淮盐票，就等于发财了。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盐票又是自己亲自设置并发行的，揣上几张应该不难。即使自己不拿，他的孩子或其他亲属，打着他的旗号拿上几张盐票，他完全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曾国藩交代自己的孩子和亲属，绝对不可以承领盐票，并命令下属，绝对不可以开口子巧取营私。他离任升官至朝廷时，也没有拿走一张盐票，直至曾国藩去世多年，他的孩子和亲属手中也没有一张两淮盐票。

　　重提包拯和曾国藩的旧事，是想说，廉政需要官场的法制制约，也需要官场的伦理学教育，现在，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一堂教育课。记得包拯家训中曾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这是为官伦理学中最高的警戒和惩罚了。这样做，起码让为官者有一丝畏惧。而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他将“清慎勤”三字家训全都改了，其中第一个字“清”改为了“廉”。未能有廉无以为清，廉是物质性的硬性标准，清是精神性的自省纬度，如此，清廉才可以成为由外到内、由政治到道德的一个整体。这也是官场伦理学必修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