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陈卓毅，1909年出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首富陈氏家族。1935年，他考入日本东京法肆大学。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陈卓毅与张为先、丁宜三位东北名门望族子弟在日本创建“东京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7年，陈卓毅回国后，党组织派北方局东北军第53军工作委员会孙志远和他秘密接触，形成单线联系。1940年，陈卓毅被确定为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40”号特工，对内称“陈卓毅组”。

　　1942年初，打入日军的内线紧急报告中央社会部，得到一条绝密情报：华北日军准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行动，但日期、规模尚不清楚。中央社会部高度重视这一情报，命令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动用一切情报系统、情报关系，搞清日军的行动计划。

　　初春的一天，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情报科科长谢甫生在天津一家煤球厂和陈卓毅秘密见面。一见到两位领导，陈卓毅马上产生了一种预感：任务绝对非同小可。许建国部长详细地向他传达了中央社会部的紧急指示，要求他动用一切关系，打探日军行动情报。听完后，陈卓毅的脑海里飞速地筛选着各种社会关系，寻找可能利用的人选。最后，锁定在留日老同学、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彭副官的身上。

　　听了陈卓毅的想法，谢甫生觉得很好，但还是提醒道：彭副官是今后获取日军情报的一个重要渠道，绝不能为了搞这次情报把他推向绝路，断了我们以后的情报来源。此外，各情报组之间绝对不能发生横向的关系，单线行动、单线汇报，绝对保密。

　　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设在河北保定，由于石门市（今石家庄市）日军特高科科长黑田已经对陈卓毅有所怀疑，他不便以留日同学的名义去见彭副官。怎样才能尽快套出情报呢？这成了陈卓毅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机会来了。

　　在一次留日同学的聚会上，来了个日本艺妓。听同学讲，这名艺妓与日军司令部高级军官关系密切，可以随便出入日军司令部。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卓毅听罢，彬彬有礼地走上前，与这名艺妓聊起天来。交谈中，陈卓毅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地透露出一大堆的“利好”消息。日本艺妓得知：眼前这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中国男士，不但是留日学生，还当过石门市代理市长兼社会局局长、石门正报社社长，叔叔是奉天首富，自己在北平也有大买卖。日本艺妓很高兴认识陈卓毅，对他毫无戒心。

　　聚会过后，陈卓毅赶紧向谢甫生汇报了自己的打算：通过日本艺妓，进入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面见彭副官，套出日军行动情报。谢甫生批准了这个计划。

　　几天之后，陈卓毅在这名艺妓的引领下，顺利见到了彭副官。老同学相见分外兴奋，聊天叙旧。他一点不问司令部的事儿，彭副官也压根儿不说军情大事。

　　时间不短了，临近告别，陈卓毅按照事先的设计，巧妙地说：“咱们同学聚会，你老缺席，大家都有意见了！你什么时候到北平和同学聚会呀？”听了昔日同窗好友的邀请，彭副官面露难色地说：“老同学你不知道，我不是不想去。最近司令部规定谁都不准请假出门，我这儿也是没法子。”

　　陈卓毅没有继续追问，起身告辞，在靠门口的日文记事板上看到了两个让他不能忘记的字——“五一”。到了走廊里，看四周无人，彭副官压低声音悄悄地对他说：“你最近可不要到处乱走，就在北平待着吧！”陈卓毅随口答道：“我能去哪儿？就在北平做生意呗！”

　　凭着情报人员的职业警觉，陈卓毅迅速地将彭副官的暗示与“五一”二字联系在一起，心情既紧张又激动，这就是他想要的重要情报。刻不容缓，他连夜赶到天津向谢甫生报告：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行动大约在1942年5月1日前后。

　　经过细致分析，并综合几个情报小组的消息，许建国部长同意陈卓毅的判断，并立即向中央社会部汇报。部里认为：这个情报从日军巢穴所得，可信度高，日军的行动有可能在５月１日。

　　果然，1942年5月1日，疯狂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由于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向中央提供了准确情报，根据地的政府机关、电台、医院、学校、幼儿园及兵工厂得到了有效保护，损失降到了最小，陈卓毅情报组也因此获得中央的褒奖。(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