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舆论对此高度评价，认为这体现了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和反腐败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有利于落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不过，也出现了一些困惑和误读，需要及时予以澄清。

　　预示反腐“拐点”来临？

　　——“四种形态”绝不意味着对腐败分子高举轻放，而是要防止“好同志”沦为“阶下囚”

　　“四种形态”提出后，网上出现了一些声音，揣测这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转向、节奏放缓、力度减弱？

　　类似的反腐“拐点”论并非第一次出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的雷霆之势远远超出了一些人的惯性思维，总有少数人明里暗里期待所谓的“拐点”，隔一段时间，就有相关论调冒头。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依规管党治党，有人就说，反腐败将由治标转向治本，治本就会少查案少抓人。周永康被查后，有观点又说，这么大的老虎都倒台了，反腐将见好就收。“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提出以后，有人曲解为“抓小放大”，等等。

　　这些看似言之凿凿的论调，不仅在党中央坚若磐石的反腐意志面前无比苍白，也很快就被坚持不懈的反腐实践一一证伪，不攻自破。此次也不例外。“四种形态”话音刚落，福建省省长苏树林即被拿下。

　　那么，“四种形态”究竟意味着什么？王岐山同志说得很明白，监督执纪之所以要运用“四种形态”，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必须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

　　无数案例表明，从“好同志”到“阶下囚”不是一两天。在数年乃至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内，曾经的“好干部”思想防线一点一点松懈直至垮塌，行为一步一步失范直至脱缰，从破纪到破法，小错终成大祸。从“好同志”到“阶下囚”也并非自由落体运动，不少人都有过彷徨、纠结、后怕的心路历程。遗憾的是，每一个紧要关头并没有关键的“大喝一声”“猛击一掌”。多次蒙混过关，或者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甚至还边腐边升，让一些干部越来越无所戒惧，最终坠入谷底。

　　基于对反腐败斗争的深刻总结，我们党认识到，避免“好同志”断崖式下沉为“阶下囚”，就要管住二者之间的空白地带。用什么管？用纪律管。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通过严明纪律管住全党，这是治本之策。纪律如何严明？运用“四种形态”织密纪律之网，形成党组织监督管理干部、防止党员干部走向违法深渊的红色警戒区。

　　也就是说，运用“四种形态”绝不意味着对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以纪代法、高举轻放，“极极少数”也不意味着打虎数量的绝对减少，而是说要尽最大努力防止党员干部成为“阶下囚”。要改变的，不是腐败分子的结局，而是堕落的轨迹，通过在法律底线之上设置多道防线，防止小缺点变成大错误，拦截从违纪走向违法。

　　不让一名党员脱管，不忽视小瑕疵小毛病，抓紧每一次教育挽救干部的机会，这显然是越来越严格，何来“拐点”一说？

　　只是对纪委的要求？

　　——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各级党组织肩负主体责任

　　“四种形态”前面的“监督执纪”四个字，让一些人认为，这仅仅是对纪委提出的要求。这也是误读。

　　原文回放，王岐山同志是这样讲的：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显然，用好“四种形态”是对各级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提出的明确要求。

　　怎样理解党组织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首先，“四种形态”的具体内容中，无论是党内关系正常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组织处理，党纪处分，乃至立案审查，都是管党治党的日常工作，都要由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来领导决定和组织实施。其次，我们党实行党管干部原则，党组织负责选拔、任用和管理干部。管理本身就包含着监督，也就是说，党组织既要选准用好干部，也要把干部管严看住，为人“戴帽”时不愿当配角，给人念紧箍咒甚至“摘帽”时也必须当主角。再则，《党章》第三十七条规定，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因此，把握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职责的应有之义，是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的具体化。

　　王岐山同志还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观点，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从严治党要靠纪律管全党，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就是路径和方法。党组织要通过“四种形态”，把管党治党落到日常工作中，了解干部情况要多问多听多看，听到反映就及时打电话问一问，或者当面谈一谈，随时提醒告诫；当干部取得成绩的时候，对存在的缺点不迁就纵容，督促其立行立改；当出现苗头性问题时，综合运用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多种方式，让他猛警醒、刹住车。以纪律人是治病救人，而不是整人害人，既有严肃凛然的刚性一面，也有关心爱护的温情一面，这才能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两个责任”是统一的整体，主体责任要切实担当，监督责任也必须履行到位。对于纪委来说，从“三转”到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意味着定位更准确、职责更聚焦、工作标准更清晰。

　　王岐山同志领导中央纪委工作不久，就从党章对纪委职责的规定出发，提出“三转”，要求纪委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履行好监督执纪问责之职。

　　“三转”以清理议事协调机构开端，剑指纪委职能泛化、工作发散等问题。后来又明确，纪委不是党内的公检法，首先要“盯违纪”而不是只“查违法”，“三转”就要冲着管住纪律的方向去深化。与之相适应，纪委要转变执纪方式，转向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把纪律和规矩挺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前沿。

　　“四种形态”的新概括，体现出对纪律检查工作规律的把握更进一步，将引导“三转”向纵深推进。纪委要围绕“四种形态”，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在线索处置、立案审查、执纪审理、纪律处分等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都要以纪律为尺子。这是对纪委职责定位的再聚焦再深化，为纪检监察工作提供了更加明确具体的指导。

　　管住大多数意味着放过“关键少数”？

　　——“四种形态”既要求用纪律丈量全体党员，又要求用纪律盯紧“关键少数”，这才叫全面从严

　　说到用纪律管住大多数，管住全党，有人担忧，这可能导致把监督执纪的主要力量放到普通党员干部身上，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监督力度反而弱化。

　　这种观点割裂了“树木”与“森林”、“全面”与“重点”之间的辩证关系。“四种形态”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要“全”，覆盖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涵盖党的政治、廉洁、组织、群众、工作和生活“六大纪律”。但是，“全面”并不意味着没有重点。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重点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反腐败尚未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情况下，惩治也有重点，就是那些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

　　“四种形态”中的前两种着重体现对“全面”的要求，后两种则突出对“重点”的关注。如果把前两种形态落实到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之中，就能以较小的代价管住大多数，管住全体，更有利于集中力量解决突出的重点问题，果断处置，快查快结。

　　我们党有8700多万名党员，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也不可避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性质不同，程度不同，造成的后果也不同，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去处理。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就是要求用纪律丈量全体党员，有针对性地处理解决问题，这既符合党员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也符合腐败发展的规律。监督执纪要运用“四种形态”，正如医生看病要对症下药，既不能对普通感冒下猛药，也不能对必须开刀手术的急重病症采取姑息疗法。反腐败也是同样，对烂掉根的树，必须毫不手软连根拔起；对歪树、病树，要尽可能正过来、治好病；对整片森林，则要经常维护，保持健康。

　　纪律是把尺子，“四种形态”就是刻度。标注刻度的尺子能把情况分得更清，问题看得更准。不纵不枉，不错不漏，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是实事求是，也是依规治党。

　　最后还得说，无论哪一种误读，其实都源于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理解不深不透。“干部犯错误，组织有责任”，“严管就是厚爱”，组织的这番良苦用心，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该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