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一封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家书，历时四个多月，坎坷辗转多地，被寄到国统区河北青县王福庄戴家。这是戴元毅（原名戴元平）音讯断绝近十年后，写给父母和儿子的第一封家书，更是一封见证一个抗日家庭的烽火家书。

　　故事还得从戴元毅的父亲戴重泰讲起。戴重泰出身贫苦，青年时参军成为一名清盛军营官。在甲午战争期间，他率部参加平壤战役，在与倭寇的作战中英勇负伤。由于晚晴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清军部分高级将领贪生怕死，清军在朝鲜一败再败，当戴重泰冲出倭寇的埋伏，踏上安东（今丹东）鸭绿江堤后禁不住回首痛哭，并挥拳怒吼：“小日本——我与你不共戴天！此仇定报！我辈不能，儿孙继之！” 对晚清政府彻底失望的戴重泰，无奈落魄回到河北青县老家。

　　多年后，戴重泰的独子戴元毅如他所愿走上了抗日革命道路。1935年秋，戴元毅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市民众教育馆馆员，开办民众夜校。工作任务主要是帮助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李铁夫同志编辑出版《华北烽火》《民众抗日救国报》等革命刊物，发展党员并在河东民众夜校内成立党的河东地下区委，参加“天津市文化界救国会”和“天津市民众救国会”活动等。

　　1936年底，戴元毅在天津英租界参加“天津市民众救国会”的活动时，被英租界的便衣巡捕头目发现，联系人王惠民当即被捕，戴元毅侥幸逃脱，但他的身份就此暴露，无法在天津继续工作。李铁夫同志与他谈话，告知组织上决定让他去延安。

　　1937年初，戴元毅回家告别亲人，临行前父亲戴重泰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你放心地走吧，打不跑小日本你不要回家！”

　　奔赴延安后，由于战局不便通信，戴元毅从此与家中音讯断绝，以致家人以为他已在抗战中牺牲。1944年春，在抗战已出现胜利曙光时，戴重泰心有不甘地走到了人生尽头。

　　1946年秋，戴元毅妻子王凤琴的一个侄儿匆匆来访，他把王凤琴拉到一边，悄悄告诉她：“姑爷戴元毅来信啦，寄到李村去啦，怎么去取？”那时候，戴家所在的王福庄是国民党统治区，所以信不敢直接带回家。

　　“啊！他还活着？！”王凤琴两腿一软，瘫在了地上。

　　近十年了，在王凤琴的心中，丈夫早已不在人世。当她把这一喜讯告诉全家时，一家人喜极而泣，这是全家人近十年埋在心底却不敢说出口的期盼哪！今天总算盼到了！

　　哭归哭，当务之急是尽快把信取回来。戴元毅之子戴家樾盼父心切，自告奋勇去取信，可王凤琴怕出意外，坚决不让儿子冒险。最后大家商定，由正帮着戴家干秋活的柳吉海老人去取。因为柳吉海的老丈人家在李村，借去老丈人家之名取信，不会引起别人注意。拿到信后，柳吉海把信缝在夹袄里，又在上面补了一块破补丁。就这样，终于平安地把信取回来了。

　　打开已严重破损的信封，里面装着六张粗宣纸印制的竖格红笺纸，这是用毛笔竖写的两封信。篇幅较长的一封，是戴元毅写给父母的，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儿以身许革命，不能侍奉双亲，养老送终……儿只有努力革命事业，全心全意给劳苦人民服务……把孝于双亲的忠诚意愿，扩大到全国全世界人民身上，这样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来尽人子的孝道。”另一封是写给儿子戴家樾的：“我参加革命不能照顾家庭生活，望你好好下苦种地，凭自己劳力换取衣食……只要有革命政府在，不愁将来无饭吃。”戴家樾边念边哭，当把信念完，已泣不成声，他与全家哭作了一团。

　　信是取回来了，但这是一件随时可能给家中带来不测的物品。王凤琴曾几次下决心烧掉它，可每每举而又止……

　　为保险起见，起初她让隔壁的邻居藏匿家书。信放在邻居那儿的日子，她的心好像也随着信离开了这个家，每天总好像有什么事儿似的。她知道自己实在是割舍不下这写满丈夫字迹的家书，于是决心自己珍藏。

　　但是放哪儿呢？她琢磨了好长时间，最后相中了西厢房。西厢房房顶上弯曲的柳木柁中有一个窟窿，她轻轻撬起堵在上面的泥片，把用旧蓝布裹好的信放到里面，然后用泥片重新堵上固定好。

　　就这样，从延安寄来的这封家书，在西厢房里静静地沉睡着。此后，先后跟随毛主席、党中央经历从延安撤到晋西北、又从晋西北到西柏坡、再从西柏坡进入北平三次“大搬迁”的戴元毅与家人取得联系。但这封家书却是如此珍贵，戴家人一直把它当作一段尘封的记忆不敢惊动。直至1971年，戴家翻修西厢房时，这封沉睡了25年的家书传到了戴家下一代人的手中。(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