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面对纷繁复杂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大道至简，这为我们重构官商关系指明了方向。但这看似简单的问题，不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世界范围看，既举足轻重又颇为敏感复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国家法治水平、市场健康程度和社会道德状况。就中国而言，在当前正风反腐关键期，构建规范有序的官商关系是净化政治社会生态的必由之路。

　　看当下：畸形官商关系是腐败重症传染源

　　我国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官商关系隐秘而复杂，背离了正常的官商关系轨道，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既严重损害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也恶化了政治生态。

　　官商关系异化畸变，主要表现为官员以“权”逐“利”，商人以“利”围“权”，利用政策和制度的漏洞铤而走险，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非法利益。从十八大以来纪律审查和巡视监督的情况看，不少腐败官员都与不良商人存在利益往来，不正常的官商关系腐蚀了干部，败坏了社会风气。

　　封闭式“朋友圈”贪腐问题突出。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甚至与不法商人结成利益共同体。人们常说：“一个落马官员的背后有一个不法商人，反之亦然。” 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成了易发多发的腐败“标配”。此外，落马官员普遍存在搞“一家两制”的情况，由家里人、身边人、枕边人等充当“白手套”，违规违纪经商办企业捞取不义之财。

　　官商共谋窃取国有资财现象严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官商勾结将国有资金、资源、资产、资质等“四资”转移为私财的手段花样翻新，频频涉及资本运作、杠杆收购、资产重组等手段，隐蔽性、复杂性大增，谋取国家公财如“探囊取物”，案值远远超过一般权钱交易。

　　商人围猎干部的“杀伤力”甚大。必须看到，在一些官员“边腐边升”的同时，也有不少不法商人“愈贿愈富”。而且，一些巨富大款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搭车蹭票”，资产规模海量扩张，不少党员干部面对其数千万现金贿款“乖乖就范，缴械投降”。 应该说，我们对“收糖衣炮弹”的党员干部重典施治的力度越来越大，但对“发糖衣炮弹”的不法商人的治理略显滞后。

　　看历史：共生性官商关系由来已久

　　综观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在象征政治权力的“官”与代表财产权利的“商”之间，存在着双向需求、互相利用的寄生共荣关系。

　　总体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官尊商卑”是主基调。出于中央集权农业国家的治理需要，商人长期处于从属附庸地位，乃至受到排斥打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人用财富换取权力庇佑，官员用权力换取财富供养，这种“官商互利”潜规则日益盛行，形成了“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一弛一张，迭相为用”的社会生态。胡雪岩等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还可把财富转化为政治特权，并用特权换取更大利益。

　　当然，中国传统社会中也一直有“官商两道、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优秀文化基因。比如，在义利观上强调“义，利之本也”，“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在公私观上主张“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一公则万事通，一私则万事闲”，“宁公而贫，不私而富”等。此外，关于官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交往关系定位，至今仍有极大实践价值。这些传统文化精髓与核心观念，贯穿于数千年文明史，应成为支撑方今官商关系重构的精神“富矿”。

　　看世界：现代化官商关系知易行难

　　从本质上说，官商关系既反映政府和市场关系，也映射权力和资本关系。如果认为“官商勾结并发症”只是中国的“土特产”和“原发病”，西方发达国家一直站在道义制高点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时至今日，构建健康有序的官商关系仍然是世界性难题。

　　西方先发国家并未摆脱“官商关系魔咒”。18世纪以来，西欧国家率先开始工业革命，推动了西方社会步入“企业优位、市场优位、商人优位、资本优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方面，随着利益集团公开化、游说制度化、政治献金资本化等，民主渐成“选主、钱主”，挥舞支票本的企业主和资本家掌握官商关系“订单”。另一方面，官商关系的瑕疵乃至硬伤，是西方政客们头痛不已的问题，直至付出政治生命终结的代价。如日本战后自民党第一位非门阀出身的首相田中角荣，因“洛克希德贿赂案”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刑4年、罚款5亿日元。曾号称“以色列最棒政治家”的前总理奥尔默特，因为与房地产商的黑色交易被判入狱6年，与其一同受到行贿和受贿指控者多达17人。

　　后发赶超国家普遍面临“官商关系陷阱”。后发国家采取“官商抱合型”模式发展经济，官员为商人提供“贴身服务”，以补贴和优惠政策扶植本国企业快速发展。如韩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用行政手段和国家资金扶植现代、三星等大型企业集团，造就了“汉江奇迹”。这带来亲密型官商关系，也滋生出腐败“恶之花”，特别是财阀家族垄断经济金融命脉，通过权与钱、官与商的杠杆左右政局，带来“成也官商，败也官商”的“现代化陷阱”。韩国《朝鲜日报》曾称其重大政治弊端即在于政商交易根深蒂固。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夫贵妻荣、子承父业的家族政治异常活跃，豪门与权贵联姻、官商合流司空见惯。

　　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腐化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由于不同社会中用一者换取另一者的难度不等，所以腐化的具体形式也各有特色。事实上，“官商双簧”、“官商两栖”型腐败问题，不但在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十分严重，在很多后发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为害尤烈，直到今天依然是不少国家政坛上挥之不去的“政治雾霾”。

　　看未来：构建新型官商关系恰逢其时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正风反腐力度逐渐加大，社会舆论监督的气场与日俱强，对官商关系的规制和重构提上重要日程。主要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和思考：

　　第一，净化官商关系是正风反腐系统工程的关键之一。从单边角度看，不论是官员职业操守、公共伦理、从政生态的重构，还是商业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秩序的强化，都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是“拉抬”道德水准的可行之策。从互动关系看，官商之间交往关系的性质和定位，是诸多社会关系中具备杠杆效应的“关键变量”，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行为趋向或隐或显要受其影响。如对政商关系中“腐败润滑剂”的社会零容忍度，是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走出腐败高发期的关键因素之一。概言之，盯紧官商关系，则正风反腐易；忽视官商关系，则正风反腐难。

　　第二，走出官商关系零和博弈的双输关系误区。官商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和社会现实，不可能回避，不如先易后难，务实找到适应国情的重构之道。中国当前正致力于深度激活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带动国家治理新变局。官商关系不应是零和博弈的双输关系，而应致力于构建有边界、有规则、有底线的双赢互动格局。如在地方政府和官员事实上需要与企业界经常性接触的情况下，不妨借全面深化改革大潮荡涤旧常态的陋规积习，明确倡导“等距离交往，无差别服务，同国民待遇”，形成“不勾结亦不脱节”、“不生分也不过分”的新官商关系，细化量化官商相交的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而非“避‘商’唯恐不及”或是“围着少数老板转”。

　　第三，通过“官商并治”改良社会生态。一方面，建设清明政治和简政放权，是重构官商关系的现实基础和优先选项。我国应结合国情党情社情，发挥“纪律笼子”和“法律笼子”的“双笼合围”优势，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通过做实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行为等举措，把防治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规范其商事活动和利益行为落到实处，弱化其“结‘商’营私”的深层动机。另一方面，在坚持政府及其官员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前提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合规诚信经营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加大对商业贿赂和行贿人的打击力度，切实提高不法商人“愈贿愈富”的机会成本，让“发糖衣炮弹的人”无利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