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一代廉吏于成龙病逝在任上。他去世后，“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康熙皇帝也深为感动，称他“实天下廉吏第一”，并破例亲自为他撰写碑文。能够得到百姓爱戴和皇帝称赞，对于成龙来说，是对其一生清廉爱民的最好写照。但他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清官，在2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他辗转任职多地，曾3次被举荐为“卓异”，表现出超强的治理能力。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他任广西罗城知县，从此步入仕途。当时广西归附清廷不久，经济凋敝，生齿不繁，县域内盗贼横行。于成龙在罗城干了7年，鼓励垦荒，减轻徭役，肃清盗贼，罗城大治。

　　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他署理武昌知府，主持政务。时值三藩叛乱，吴三桂派部将到湖北制造暴乱，加之当地官员举动失措，激发民变，局面大乱。于成龙广发安民告示，疏导百姓归家，缓和事态，还只身进入乱民聚集的山寨中说降，不到1个月便平息民变。随后调任黄州知府，当时黄州民变四起，多支盗贼拥兵数千，互相声援，声势远超武昌。官员纷纷主张弃守，于成龙力排众议，表示决不放弃黄州，并组织乡勇主动出击，大获全胜。24天内平定民变，稳定了黄州的局势。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他升任福建按察使。当时清廷为防台湾郑经侵扰，执行海禁。许多百姓出于生计，通海经商，被捕入狱，株连甚广，一时人人自危。于成龙仔细甄别，释放百姓，不予追究，为福建营造了安定的政治氛围，稳定了民心。

　　垦荒、安民、除暴、慎刑　　纵观于成龙的事迹，恰如其为福建按察使时，福建巡抚对他的考评——“廉能第一”。廉能，即清廉且能干。考察一个官员的政治品格，“廉”和“能”是两个重要方面，但两者又有区别。“廉”是内向性的政治属性，是官员的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属于修身齐家的范畴；而“能”则是外向性的政治动作，是体制、百姓对官员的要求和官员个人的政治努力，属于治国平天下的范畴。相对于只廉不能，又廉又能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廉洁。

　　我国传统文化向来注重褒扬品行端庄操守严谨的官员，以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但在廉、能二者之间的选择上，还是有所区别。康熙皇帝就曾清楚地表达过操守与能力之间的差别：“大臣则自有大臣之体，当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非徒尚操守而已。”如果一个官员只是廉洁自律而不能有所作为，“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入口，安所用之？”晚于于成龙又同是清官的张伯行，虽操守廉洁，但能力不足。康熙曾批评他担任江苏巡抚数年，未能移风易俗，甚至民生也日渐艰苦，“米价初只七钱，今长至一两六七钱，民食维艰。”所以，康熙只褒扬张伯行“操守为天下清官第一”，而于成龙则是“实天下廉吏第一”。在我国传统话语体系中，与官相比，吏的属性更为务实，也就是说，于成龙是兼具廉能二者，均为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在全社会极大地凝心聚力，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心理预期。中央零容忍高压惩腐，推出负面清单模式简政放权，依法治国衡平法治，三管齐下使得中国正在步入一个新常态。但在这个过程中，能力不足的危险一直存在。特别是一些干部墨守成规，思想上存在困惑疑虑，做事畏首畏尾，不敢大胆探索尝试，甚至出现为官不为的消极现象，这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意志和勇气背道而驰。能力不足，自可通过实践锻炼提高，但如果连敢想敢干的精神都没有，又谈何提升能力？

　　在2015年新年戏曲晚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同志集体观看了《廉吏于成龙》，引起舆论的关注和群众的热议。其实，与其探讨这背后所释放的信号，倒不如让我们的干部以史为鉴，积极向于成龙学习。既学习他严以修身、严于律己的严格操守，更要学习他踏实肯干、敢于突破的实干精神，变被动廉洁为主动廉洁，真正为全面深化改革尽心尽力。(柴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