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道德精神，倡导推己及人、由近至远的思维方式，并提出八种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每一个字都是智慧的符号，都是文化积淀下的精华瑰宝，历经一代代传承与发扬，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厚重底色。

　　《周易·系辞》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德”是涵盖了诚信、仁义等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范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德”的思想也在不断得到充实。在孔孟二圣提出仁义之道的基础上，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将其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到了宋朝，再次恢复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之“四维”，并去掉了“五常”中的仁，增加了孝与悌的内容，“八德”的范畴由此确立。

　　“八德”首重家庭。孝悌，出自《论语》，被称为是“仁”的根本。“孝”指孝敬父母，“悌”指友爱兄弟。古人之所以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是因为随着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经济模式的日益稳定，家庭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社会阶层和国家结构稳定等功能日益突出，家乃国之基，家和万事兴，家庭与家族的凝聚、稳固也就异常重要。我国古代社会是家国同构的。孝，引申开来，就是“在家尽孝，为国尽忠”，“侍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悌，引申开来，就是对待朋友也要有兄弟姊妹之情，友爱、互助。这样人和人之间才能消除矛盾，相互谦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及至当下，孝悌文化依然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的基本底线之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有爱父母、爱家庭的人，才能将这种感情扩之为爱他人、爱社会、爱民族、爱国家的崇高境界，从而真正担负起家庭责任、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

　　忠信，自古以来被认为是为人、处事之本。宋代哲学家程颐曾说：“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忠”的内涵极为丰富，在道德修养层面，是指为人正直、诚恳厚道、尽心尽力；在行为准则层面，它要求人们忠于人、忠于事，把忠于国家当做自己的责任。在现代社会，“忠”就是忠于组织和自己的工作职责。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这是一种政治道德，是执政之首要，为官之根本。抓住这个根本，才会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才能把准方向、守住底线。

　　“信”倡导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信”不仅是交友之道，也是治国之道。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为树立威信、推进改革，他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宣称：“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无人敢应。于是他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完成了这项任务，商鞅立刻兑现了他的承诺。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迅速树立威信，使变法得以推广，也为后世留下“徙木立信”的美谈。孔子认为，一个人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忠与信对我们的考验无时不在。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忠于共产主义事业，赢得人民信任，应是一生坚守和追寻的价值观。

　　“礼义廉耻”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子最早提出的。管子在《牧民》篇中提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礼”不仅指礼节，还指遵纪守法，这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体现；“义”指符合正义和道德规范，无论是谁，都应该有正义感，无论谁有困难，都要尽力去帮助，对朋友要有道义，大公无私，绝无企图之心，也就是《礼记》所提倡的“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勉”；“廉”更多的指向为官者，廉洁的人，无论见到什么，都不起贪求之心；“耻”是自尊自重，明进退、知行止，旨在解决道德底线的问题。

　　“八德”构成一个完备的价值评判体系，包含了对个人家国情怀的评价。孝悌讲的是家庭伦理，“家固而国宁”，家庭这个细胞健康且充满生机，整个社会、国家才可能祥和稳定。而后六个字更多强调的是个人修身养德，是道德人格和道德的政治价值的外在表现。

　　也因此，“八德”凝成“士”的气节。北宋哲学家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这种器识与宏愿的知识分子就是士，士应当重名节，坚定自己的信仰与大义，追求并且坚守宏大的目标。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诠释气节的典范当数南宋文天祥的绝命诗。文天祥被俘期间，元世祖忽必烈感其忠、重其能，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从容就义。死后人们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一首遗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行刑前留下的这首诗，可以看成是他的明志之言，表达出他就义赴死的决心和气节。

　　“八德”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民族性的道德价值观。它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融入炎黄子孙的血脉中，无形中也成为个人言行参照的坐标。站在时代发展的角度看，今天无论是我们对党员干部提出的“三严三实”要求，还是“忠诚、干净、担当”党的好干部标准，也都有着“八德”文化的基因。

　　传承千年至今依然光华熠熠。这，就是“基因”的力量。(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