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范滂传》记载，东汉人士范滂，少举孝廉，有澄清天下之志，执法不畏权贵，临难敢于承担。后世的范仲淹和苏轼，都以范滂为榜样。少年苏轼立志做范滂，得到母亲勉励，造就其刚直不阿的一生。范仲淹效法范滂，以天下为忧乐，家国情怀流芳千年。范、苏二人的表现，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今天，我们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同时，也强调德治的作用。按照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说法，德治主要在于仁政和教化。相对于为政者拥有德的仁政，德治更强调使百姓拥有德的教化，讲求以德育人、以文化人。我们讲究以德治国，讲弘扬我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文化，其实是在塑造民族性和党性。

　　民族性不复杂，有“我是中华儿女”的认知就行。“礼义廉耻孝悌忠信”，是我们民族性中不断传承的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其中“廉”是一个优秀的、公认的子体系。从管仲开始确立“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后到老子的“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再到后来孔子的“君子三戒”——戒色、戒斗、戒得，以至佛家所摒弃的“三毒”——贪、嗔、痴，无不反贪倡廉，尚俭去奢。法家的韩非子更是主张“清廉方正奉法”，反对“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认为“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廉，要求为民不取、为官不贪、为政清简。在中华文化中，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如果有贪的印记，个人的人格就会大打折扣，这就是我们鲜明的民族性。可以说，我们作为中华儿女的底色，就是清廉。

　　党性也不复杂，有“我是共产党员”的认知足矣。共产党人，不仅要有高君宇同志“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的革命情怀，还要有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崇高思想，更要坚持古田会议所倡导的“反享乐主义”，“没有发洋财的观念”，像方志敏同志那样安于“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从《共产党宣言》起，贪污腐化，在党内从来就没有立足之地。因此，我们作为共产党员的底色，也是清廉。

　　传承这种具有清廉色彩的民族性和党性，灌输不如亲历，说教不如力行。让我们的党员干部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从会场文稿中走出来，轻车简从也可，安步当车也可，粗茶淡饭更无不可，放下架子，脱掉面具，与群众打成一片，走进车间学校，田间地头，这样的决策才接地气，这样的执行才落得到实处，这样的监督才更有效。不要以为教化只是和风细雨。树德务滋、除恶务尽，都是仁政。惩戒也是一种教化，对那些腐败分子，现形就抓，“四风”问题，露头就打，姑息不是真爱。

　　传承这种具有清廉色彩的民族性和党性，还需紧紧抓住青年一代。世界归根到底是青年的，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让青年们知道，相对于13亿人，8600多万党员，贪腐者只是少数。我们的民族没有沉沦，我们的党不会变色。要让那些初出茅庐、扎根基层，但忠于职守、默默奉献的青年人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与他们共命运。

　　1873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书中称：“当我们的大陆尚处于洪荒时代，孔夫子已在讲授德政，中国人已在读书，使用指南针、火药和乘法表。”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中国问题》中写道：“中国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妄自菲薄。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就是我们文化的基因，如果说身体的基因是黑头发黄皮肤，那么精神的基因就是“礼义廉耻孝悌忠信”。我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清廉基因，正是我们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优势。我们仰慕海瑞，要与权贵战一场；我们敬佩包拯，不让贪者入祖茔。如果你用心，还可以看见北海冰雪中持节不屈的苏武、海南岛上竹杖芒鞋的苏轼、义乌冒雨练兵的戚继光、宁远孤城坚守的袁崇焕。固然人物已经远逝，但在我们文化里，清廉作为民族文化的底色依旧鲜亮。(石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