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他15岁从军，22岁出版第一部小说。他的思想开阔深远，他的文才飞扬激荡，他的作品剑气纵横。走近刘亚洲，让我们倾听他内心深处的呐喊，思悟文化、信仰、党性之重。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

　　记者：您的作品尽显军人的大无畏气概，字里行间，有军魂、有信念、有担当。尤其是您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独特感知，成就了您作品的独特气质。您认为在当前我们该怎样理解文化与精神信念的关系？

　　刘亚洲：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决定着一个民族特征、发展和变异的基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文化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她以凝重深厚的历史积淀延续和传承着中华文明，孕育铸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伟大精神。

　　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先秦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

　　然而，时至近代，国运衰落，文化颓废。在甲午战争中，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日本随军记者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而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记录道，“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当时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

　　记者：那这样说来，甲午之败也反映了文化之衰。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眼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辛亥革命覆灭了风雨飘摇的清王朝。

　　1919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爆发了“五四”运动。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转折，翻开了崭新一页。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结束后10年，启蒙、自强与救亡，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烙着深深的甲午印记。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